魏杰：保民生关键是保中小民企
——访著名经济学家魏杰
保民生的关键是保民营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是减轻民营中小企业的负担。
本刊记者/卫汉青 冯婷婷
2010年3月17日上午，全国“两会”刚刚结束，乍暖还寒的春风吹拂着清华园的层楼雪松。《中关村》杂志社记者，就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访问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魏杰教授。
《中关村》：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虽然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化危为机”，但是中国经济可以说还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您怎么看？
魏杰：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给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因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而出现了增长快速下滑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因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还没有如此高的相关度。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会出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的体制结构、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国家在2009年底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这个提法很抽象，但的确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中关村》：我们看到美国在对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开始虽然只是提出了救金融机构的方案，但当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后，马上就将保就业作为重要的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了创造就业机会的具体数量，并且将此数量作为政府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中国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魏杰：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的。政府的任务是要提高人们的福祉，而要提高人们的福祉，就必须首先让人们就业，人们只有在就业中，才能获得保障自身福祉的收入。收入是福祉的基础，而收入的基础是就业。尤其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此次出问题，受冲击最大的是就业。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受经济危机影响纷纷倒闭，2008年有600万中小企业关停，2009年甚至更严重。这样就带来了问题，一个是农民工大量失业，因为吸纳农民工最多的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出了问题；另一个是大学生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难以就业。这两个社会群体的就业难状况如果迟迟不能改观的话，社会恐怕就难以实现和谐。因此，就业应该是第一位任务。
《中关村》：有人提出，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中国经济只有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才能每年提供1000万人的新增就业机会。这个讲法有没有道理？
魏杰：这个讲法就过去的情况来说是有道理的。确实我国过去的增长速度保持在8%以上，就可以解决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的问题，但那时我国存在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能解决就业的出口企业非常活跃。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已经停产或倒闭，增长主要是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而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对增长有贡献，但对就业并不一定有太大的贡献。
《中关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人员参与，为什么说它对就业不一定有太大贡献呢？
魏杰：举个例子：有专家计算过，投资2009亿元的京沪高铁，全长1318公里，每天消耗混凝土11万方、钢筋1万吨、水泥3.5万吨，而全线工作人员不过11.3万人。从这个数据就能看出，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并不太大，所以保增长不一定能够保就业。反过来讲，只有就业问题能够解决，能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增长也才能恢复原有速度，因为就业是增长的支撑点，因而保增长就必须保就业。
《中关村》：其实可以说政府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来增加就业机会。
魏杰：我们应该明确就业的主要提供者是企业。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政府只是管事业人口的，企业就业状况不理想，这也是近年来千军万马涌向公务员队伍、国家机关急剧膨肿的根源。但政府队伍大了，不会产生效益和产品，只会增加财政支出和繁冗的政务关节，不利于中国政经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因而保就业的关键是保企业，尤其是保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中关村》：如何保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魏杰：这涉及许多问题，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减轻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负担，包括税费负担和过量缴纳社会保障基金的负担。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过重。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交纳社会保障基金是应该的，但不能过高，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多承担责任，尽量减轻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负担。这些年，我们一直呼吁减税减负，但进展缓慢，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益艰难。
《中关村》：在讨论如何保企业，尤其是保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时，经常会强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这个是不是必要的？
魏杰：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当然是必要的，但正像我刚才说的，最为重要的还是减轻企业负担。如果企业负担能够大幅度减少，那么企业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成本大幅度降低，企业就有可能降低产品价格，价格机制就会发挥启动市场需求的功能。只要有了市场，企业就有了生存的希望，银行也就愿意为企业贷款。现在银行不敢给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原因就是害怕企业没有市场，从而会导致贷款成为银行的呆坏账。中小民营企业缺乏国营企业垄断性资源和政府资金的支持，融资环境亟待改善。
《中关村》：我觉得如果拿投资基础设施和减轻企业负担相比较，有些权力部门似乎还是对前者的热情更高。
魏杰：是有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肯定投资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对改善民生是有意义的。但减轻企业负担也是极为重要的。减轻企业负担虽然不能像投资基础设施那样有明显的政绩，但对就业机会的创造，乃至消费的启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有效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可以保障人们有更多的收入，收入的增加则可以带动消费，消费的增加才能最终使中国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而不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或出口导向型经济。
人们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但人们更需要有就业机会。有了就业机会，人们的收入才会提高，才有能力去消费基础设施，基础实施才会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减轻企业负担可以说是“一石三鸟”，对就业、增长、转型都有意义。
《中关村》：今年的两会“民生”仍然是关键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也提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您提到过要扩大民生投资，具体指什么呢？
魏杰：扩大民生投资就是要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这四个领域加大政府投资。这对于启动投资需求、推动GDP上升、保经济增长，确实是有重要作用的。
医疗卫生的投资主要应面向基层，建立良好的三级医疗卫生网，使医疗卫生资源能有效配置，解决看病难和看不起病的问题。文化教育投资要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不要再搞太多的综合性大学，要将有利于就业作为教育投资的重要方向。社会保障投资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业应逐步覆盖全社会，向中下层公众倾斜，尤其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基础设施性投资既要向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方向倾斜，也要关注环境投资，包括生态环境修复和工业污染治理，当然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包括县乡以下的公路网、电网、通讯网的投资，以及农村的上水系统和下水系统的投资等。
《中关村》：扩大民生投资需要注意什么呢？
魏杰：对于民生投资有五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在目前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气氛下，会不会产生大量的既没有社会效益，也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第二，如此大的政府投资，会不会产生大量的权钱交易，腐败问题会不会更加严重？第三，民生投资主要向国有经济倾斜，会不会形成损害民营经济的趋向，从而有损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的有益于中国良性发展的新体制？第四，民生投资可能会拉动GDP增长速度，但也可能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第五，此次民生投资几乎是一刀切，没有顾及不同地区所受的影响不同，会不会不利于受损害大的地区的经济复苏？
其实，民生投资在整个社会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3左右，因而仅仅靠民生投资是很难最终解决好增长问题的。民生投资对于目前的企业解困和居民个人消费的提高，其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在扩大民生投资的同时，启动别的投资。如引导生产性投资、促进资产投资等。
《中关村》：目前我国的消费状况怎样？
魏杰：并不乐观。我国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所公认的事实。而且人们也认识到，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我国消费处于低迷状态。我国目前财富分配严重扭曲：一方面，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比例严重扭曲，国家与企业过多地占有了社会财富，居民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发展相应地提升甚至在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严重失衡，能买几百万房子的大有人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也大有人在，少部分权贵阶层掌握了很多财富，大量家庭并不富有，所以导致居民没有消费能力。
《中关村》：我们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魏杰：首先要改变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然后是改变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导致人们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工商活动因素，例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收入高阶层，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成为高收入阶层；知识经济因素，如在现代服务业某些垄断企业借助垄断而获得高收入；腐败因素，如有人以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得高收入。对于这些不同因素形成的高收入，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坚决打击腐败性高收入，坚决取缔垄断性高收入，有效调节工商因素和知识因素所形成的高收入。而腐败性高收入和垄断性高收入的打击和取缔，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们是政治体制不到位的必然表现。
对于以工商活动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高收入，解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再分配而进行有效调节，例如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就可以有效调节。不过，目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工薪阶层的高收入得到了有效调节，但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却并未得到有效调节。
总之，我们应该关注民生，藏富于民，通过扶持中小民营企业，扩大中产阶级群体，这有助于中国小康社会真正实现和长治久安。
《中关村》：最近地产界炒得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天央企击败包括任志强在内的所有民营房产商，在北京拿下三块天价地，成为新的地王群体。您是怎么看待的？
魏杰：在三块天价地的竞拍中，央企一天之内捧出北京三地王，量价齐涨。全国看北京，肯定会进一步影响全国房价上涨。被公认为利润丰厚的烟草企业、兵器企业等央企也介入其中，可见房地产的利润有多大。央企靠地产赚钱，把地拿来，给别的企业，如民企，让他们去开发。这是央企财大气粗的表现，因为央企掌握了垄断性资源和政府投资的支持。地王的频繁出现，不利于房价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这不是个好现象，也是缺乏理性和不讲究效益的表现。
《中关村》：近一段时间，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议论很多，您的观点呢？
魏杰：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可作适当调整，升值幅度不要太大，不一定非僵着不动。实际上，近五年来，考虑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我们已经调整了几次汇率，升值了20%。当然，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还是必要的。
如何转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升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真正实现藏富于民和全体国民的和谐幸福，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来做！
《中关村》：感谢魏杰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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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1952年生于西安，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与上述研究方向相关的最近的著作为：《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辨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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