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昌盛

　　要点：我国国民储蓄近年呈以下结构特征：(1)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储蓄增加的结果，居民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相对下降了。(2)农村居民储蓄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储蓄率则呈持续上升趋势，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镇居民拉动。(3)20%的高收入户对居民整体储蓄的贡献率在60%以上，而大多数居民(80%)的储蓄率低于10%。(4)储蓄的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特殊的双峰形态，年轻的高储蓄群体的出现对推高居民储蓄率具有一定作用。其中，住房问题是影响居民储蓄的重要原因。扩大消费和内需应针对这些结构特征制定政策。

　　高储蓄率既是支撑我国高投资和高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储蓄偏高导致消费相对不足，也成为影响我国内需增长的突出问题。当前扩内需、保增长，仅仅从高储蓄的总量层面出发很难制定针对性政策。需要着眼于居民储蓄的细分结构特征，搞清楚具体是什么部门，哪些群体，哪些年龄阶段的人在增加储蓄，及背后的动因。

　　一、从收入分配结构看，近年国民储蓄率提高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储蓄提高的结果，居民储蓄率仅小幅上升。

　　从最能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资金流量表变化看，我国国民储蓄率从1992年的40.29%上升到2005年的47.45%(注：我国从1992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由于统计编制原因该表发布具有一定滞后性，当前最新资金流量表为2005年)。

　　从初次分配结构看：第一，近年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占比逐渐下降，1993年为62%，2004年仅为47%，2005年略有回升。第二，虽然居民储蓄率近年也有小幅上升，但总储蓄中居民储蓄占比则稳中趋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占比明显提高，贡献率在上升(见表1)，特别是企业的储蓄率上升明显。

　　从二次分配结果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比较变化不大，居民部门收入状况基本没有明显改善，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见表2)。以此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上升，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5，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0.48。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政府部门的储蓄更多转化为政府投资和对国有企业发展的支持。

　　所以，近年我国的储蓄率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而居民消费相对不足，更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居民(家庭)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

　　二、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农村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拉动。

　　由于资金流量表无法反映各部门内部结构状况，要了解居民不同群体的储蓄行为差异，必须借助城市和农村抽样调查系统数据。从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化看(见图1)，在1999年之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都是同向变动。在1980?1989年和1997?1999年期间农村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1990?1996年城镇居民储蓄率高于农村居民。这与同期的物价变化趋势比较一致，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储蓄行为对物价更为敏感，当物价走高时储蓄率降低更多；城镇居民则相反，其储蓄率在物价高涨期相对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9年后农村和城镇的储蓄率出现逆向变化趋势。农村居民储蓄率在1999年达到高峰28.6%以后，近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同期城镇居民储蓄率一直稳步提高，并在2005年超过农村居民储蓄率。从不同收入家庭分组情况看也支持同样的结论(见表3)，城镇居民的五个组别(无论是高收入户还是低收入户)十多年来储蓄率都逐步提升；而与此相反的是，农村居民的五个组别(无论高收入户还是低收入户)1999年以来储蓄率都呈下降趋势。

　　从收入侧看，近年城镇居民名义收入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农村居民，似乎可以解释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的这种反向变动现象。但是，第一，收入增速差异无法解释农村居民的高收入户储蓄率下降和城镇居民低收入户储蓄率上升的问题。第二，历史上出现过同样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居民的时期，但是二者储蓄率没有逆向变化。因此，这种差异一定是来自支出侧，即1999年前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支出需求方面出现了重大系统性变化。

　　首先，1998年我国实施了新的住房制度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居民支出项目中，城镇居民居住类支出明显增加，而同期农村居民居住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且由于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单位面积房价与平均收入之间的倍数迅速增大，城镇居民为了未来购房支出不得不提高储蓄。

　　其次，1998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稳定就业制度，使城市居民的就业不确定性增加，而相应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使得居民储蓄倾向提高。

　　另外，近年来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指导下，我国明显增大了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包括取消农业税等，农民负担减轻，消费倾向提高，也是解释城镇农村储蓄率逆向变动的部分原因。

　　所以，在考虑拉动居民需求时，既要重视农村居民的消费激活，也要关注城镇居民储蓄不断提高的事实，进一步激活城市居民消费应该成为短期政策考虑重点。

　　三、从居民收入分组结构看，少数高收入户(20%)是居民储蓄的主要来源，大多数居民(80%)的储蓄率并不高。

　　由于当前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不同收入家庭的储蓄率存在很大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数据，将不同收入家庭分为最低收入户(10%)、低收入户(10%)、中等偏下户(20%)、中等收入户(20%)、中等偏上户(20%)、高收入户(10%)和最高收入户(10%)7个组别(见图2)，然后用各组户均人口规模加权处理，我们得到各组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的贡献率。结果发现，1995?2007年之间，20%的高收入户家庭(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对城镇居民总储蓄的贡献率平均高达64.4%，个别年份甚至达到76%。如果扣除这20%的高收入家庭，另外80%城镇家庭的储蓄率总体偏低，1997?2007年的平均储蓄率仅为8.77%，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平均23.5%的储蓄率水平。

　　农村的情况与此类同(见图3)。按五等份收入分组看，20%的高收入者对农村居民总储蓄的贡献平均为63.5%，储蓄的家庭分布很不平衡。如果扣除这20%的高收入户，另外80%的农村居民(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仅9.2%，储蓄率并不高，也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平均24.96%的储蓄率水平。

　　由此可见，从总量角度强调居民储蓄率偏高，往往掩盖了巨大收入分配差距下储蓄分布的结构差异。全国80%的家庭和居民并不存在所谓有钱不消费，储蓄过多的问题，居民高储蓄率只是少数高收入家庭过高的储蓄的反映。如果针对全体居民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效果将十分有限，这也是我们近年来遇到的难题。因此，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制定针对20%的高收入家庭的政策，一方面是促进富人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另一方面是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力度，相应增加多数人的收入。

　　四、从年龄结构看，近年我国储蓄年龄结构呈“双峰型”，而不是一般的“倒U型”，25?35岁的高储蓄年轻群体推动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国际经验，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一般呈“倒U型”。即年轻人和老年人储蓄率较低，而中年人储蓄率较高。根据统计局1990?2005年城镇居民调查微观样本数据分析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我国居民储蓄的年龄结构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征。

　　以调查户户主的年龄作为分类依据，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储蓄率的人口年龄结构符合一般的倒U型特征，40?60岁的人具有相对高的储蓄率。但是2000年以后，这种年龄储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倒U型特征不再明显，储蓄率的年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双峰型”特征。即不再是中年人储蓄率更高，而是年轻人和相对年老的人储蓄率更高。2005年储蓄率大于18%的家庭户，户主年龄集中分布在25?35岁，以及60岁以上，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结构(见图4)。

　　由此可见，近年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个年轻的高储蓄率群体。25?35岁年轻群体储蓄率之所以高，主要原因为：第一，这是初步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代，人力资本的储备较高并且在改革开放中得以较好转化，工资收入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特征。根据样本数据，2005年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户主中，45.6%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而在1995年这一数据仅为24%。第二，1998年后我国推进了住房制度改革，这一群体参与福利购房的比例较低，高额的预期购房支出很大程度上推高了他们的储蓄率。计量分析表明，储蓄率中3?5个百分点可以用购房因素解释。而且城市家庭中有房户与无房户，房产价值高的户与房产价值低的户的储蓄率也存在明显差异，后者一般高于前者；特别是年轻的家庭，一旦买房后储蓄率通常会下降4?7个百分点。另外，这一群体多出生在1970?198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前的一个婴儿高出生率时期，群体数量较大，从而提高了居民整体储蓄水平。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由于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中的占比下降，加上二次分配收入调节作用不足，近年居民储蓄率提高并不大。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储蓄增加的作用。居民部门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相对下降了。(2)近年来农村居民储蓄呈下降趋势，而受住房、就业等制度改革的影响及收入增长较快，城镇居民储蓄率则呈持续上升趋势。居民储蓄率上升主要由城镇居民拉动。(3)由于收入差距较大，居民中20%的高收入户对居民整体储蓄的贡献率在60%以上，而大多数居民(80%)居民的储蓄率低于10%。(4)由于人口政策、住房制度以及转轨经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近年我国储蓄的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特殊的双峰形态，年轻的高储蓄群体的出现对推高居民储蓄率具有一定作用。其中，住房问题是短期内影响居民储蓄的重要原因。当前要激活消费、扩大内需，针对这些结构特征，分短期和中长期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短期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一是加快农村电网、供水改造，为农村居民增加家电消费创造更好条件。二是加快农村小型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以工代赈，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短期就业，增加消费能力。三是提高农村中小学住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推行农村住宿生营养餐计划，优先考虑实施“一人一天一袋奶”计划。四是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二代农民工的培训补助。五是全面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尽快推动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减少农村居民谨慎预期。六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按比例负担，加大对农村危房改造的补贴力度。

　　第二，引导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发展，释放城市居民消费能力。一是进一步明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标，促进房地产价格灵活调整机制发挥作用，切实反映市场真实供求状况，防止政府对价格调整的过度干预。二是适当拓宽个人所得税抵扣范围，允许居民购房、购车贷款的部分利息支出税前抵扣。三是放松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对短期消费信贷实行优惠利率。四是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未到位的条件下，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二) 中长期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调节初次分配结构，改善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一是健全劳动保障制度，逐渐提高劳动者工资；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要防止政府对劳动市场的过度干预。二是加强政府对职业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化能力，增强劳动市场活力。三是适当减税，特别是减少地方政府的各种非税收费，降低居民的非税和各种隐形成本。四是进一步改革资源价格体系和土地制度，转变低成本下的企业的粗放增长模式。这些政策近年来已经部分得到实施，但是要防止在应对危机中出现停滞的倾向。

　　第二，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改善初次分配的结果，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一是改变过于“亲资本”的政策，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政府储蓄要多向居民部门转移，切实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加快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抵扣额要充分考虑家庭总体收入水平。改变60%的储蓄由20%的居民贡献的格局。三是推进一体化、可流转、可接续的社保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医疗、教育和养老制度，在危机中加快完善社会安全网，减少居民谨慎预期。

　　第三，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降低购房预期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转轨经济特征，制度改革和高速城市化带来的放量需求，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短期市场供求状况，需要政府有效干预。一是加快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改善市场供给结构，保障低收入者住房需求。二是完善政府间财政制度，规范房地产行业的税费制度，改变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状况，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开发用地制度。三是加大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监管，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制定和实施房地产行业反暴利法。

　　第四，加快金融改革，大力支持服务业发展，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一是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增强金融部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拓展居民投资渠道，减少因金融约束导致的储蓄增加。二是针对高收入者一般消费支出边际倾向低，同时对服务业和高端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放宽市场准入，加快金融、培训、咨询、文化等服务业发展。三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取得了重要成绩，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代际间的储蓄替代及养老问题比较突出，可以考虑按“先城市、后农村”的步骤，逐步放松人口政策。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而非所服务单位观点)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