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2009年，世界经济怎么走？中国经济怎么走？迄今悲观看法多，乐观看法少。国际金融危机远没有见底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速还在下滑。中国经济能否抑制住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较快实现“软着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边际效益迅速递增的阶段

　　2009年，与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制造业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最不需要看国际资本脸色的就是我们的城市化。

　　在过去30年，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1.7亿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2%；1990年、2000年和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0亿人和26.41%、4.6亿人和36.22、5.9亿人和44.94%。3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3.2亿人，所占比重提高了两倍多！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不仅表现在城市人口及其所占比重的增加上，而且表现为城市固定资产的大规模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上。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为1.29万平方公里、2.24万平方公里和3.55万平方公里；十余年间扩张了175%，其中仅2000年以来就扩张了74%。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实有住宅建筑面积分别为20.0亿平方米、44.1亿平方米和119亿平方米，十余年间增长了495%，其中仅2000年以来就增长了170%。1978年、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总面积分别为0.38亿平方米、1.73亿平方米、5.49亿平方米和6.88亿平方米；从1990年以来城镇合计新建住宅83.01亿平方米，其中从2000年至2007年以来就新建住宅48.20亿平方米。1990年、2000年、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为48.0%、63.9%、93.8%；同期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分别为9.5万公里、16.0万公里、24.6万公里，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分别为3.1平方米、6.1平方米、11.4平方米；同期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数分别为6.2万辆、22.6万辆、34.8万辆，出租汽车数分别为11.1万辆、82.5万辆和96万辆。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了中国一个不同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巨大优势。

　　我们已经走过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初级阶段，先期的大量投入不仅拉动了了当年的GDP，推动了当期的经济增长，而且快速聚集起了数亿城市人口，形成了极为巨大的城市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为今后经济增长不断快于投入增长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

　　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初步完成了集约化生产、交换和广泛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所必需的人口聚集、固定资产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已经造就了数亿人口享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社会物质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叫“厚积薄发”；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边际效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经济“边际效益迅速递增”的发展阶段，即少量追加投入将不断诱导出“产出投入比”迅速提高的阶段。前期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力、消费力将会随着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集中地、爆发式地形成和显现出来。一个明显例证是，2009年春节，各地纷纷把旅游业作为启动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产业。大规模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和市场基础是什么？就是此前长期投入形成的城市资源和城市人群。

　　其实，2008年前人们热议的“奥运经济”，过去几年为社会关注的房地产业，正在建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快速轨道交通网以及京沪“高铁”项目，国务院陆续批准的“成渝”、“武汉”、“长株潭”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和广州2012年的“亚运会”，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很容易理解，北京在奥运之前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完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房建设必将成为新一轮生产与消费扩张的起点。

　　有必要结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从理论的视角对中国与国际之间的比较做出一点说明。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源于资本过剩。在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走到了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来说资本过剩阶段。一方面，实业领域已经无法容纳过度庞大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剩资本变成了“热钱”，涌入了虚拟经济层面的股市、债市、汇市、期市、油市以及种种离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工业化阶段的“生产无限扩大”变成了脱离实业生产领域的“虚拟经济无限扩大”。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钢价等大宗产品价格也呈现为资本市场特征的巨幅波动，这绝不可能是短期实物层面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只可能是投机性的过剩资本过度涌入的结果。过剩资本不断累积的风险造就了今天的危机。这种资本过剩的难题绝不会因为各国政府短暂的“救市”而能够轻易化解。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力图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他所能想出来的扩张投资领域，也只是重修城市公共建筑、学校和完善宽带设施。

　　中国的城市化远没有结束。这个历史进程使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剩的基础。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间，一些人把短期出现的所谓“流动性过剩”当成了资本过剩，这是一个很大的判断失误。当前，中国多达20余座城市在同时进行地铁、轻轨建设，说明的恰好是在我们的城市中，立体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社会对近期各地政府刺激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颇多质疑，说明的恰好是进入住房改善期后，新一轮社会住房需求是多么迫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大批农民工返乡形成的就业难题，说明的恰好是我们在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中小城镇建设上存在着多大的欠缺。

　　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走过了单纯的住房脱困、城区扩张、成片改造、“靓化美化”这个初级阶段，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实施城市群战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形成现代化的城市服务体系、改善环境和提高宜居性、实现资源节约和与自然界关系协调、加快中小城镇建设等已成为新的发展目标。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城市化，而发达国家面临的是过度饱和的、老化的、衰退的城市化。广阔的城市投资空间和城市投资持续递增的边际效益，这就是中国信心的重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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