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破提高银行管理水平必须依靠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迷思，外资战略投资者抛售中资银行股份正是深化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契机。但这个契机绝不是由中投公司增持三大行，而是应将财政部和中投公司持有的股份分散出售给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了健全的银行制度架构，我们同样能发展出一套优秀的管理机制和先进的产品技术。

　　吴志峰

　　在中行、建行等上市国有银行遭外资战略投资者抛售之时，中国投资公司继续增持工、建、中三大行的举动，市场各方争议颇多。今天，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一下。

　　所谓商业化和市场化，其本质是“多中心主义”，即各个利益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自主决策并承担行为后果，市场是各个利益主体角力的场所和结果。对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其本质也就是从单一主体走向多个决策主体，体现在银行公司治理上，就是由原来财政部单一国有股东分解为多个利益相关性低的股东，以使这些股东进行“多中心”决策，最终达到银行的有效治理。当前国有银行的改革，原来的国有股东已由财政部一家变为财政部和中投公司(由旗下的中央汇金公司持股)两家，可以算是进步，但这个进步仍然非常微小。原因就在于中投公司也是财政部出资，且两家的决策又直接来自国务院，距离决策源的距离太短，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两家股东很难有真正的利益对抗与决策分歧，达不到公司治理所需要的均衡效果。

　　在两家国有股东过于近亲的情况下，管理层原指望引进国际大银行来充当“战略投资者”，指望这些战略投资者能充当“多中心”的一个决策主体，以外来压力推动国有银行的治理改革。应该说，这个思路用心良苦，如果战略投资者既能均衡股东治理，同时带来其全球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产品技术，帮助我们迅速提升银行经营绩效，岂不是两全其美吗？然而，战略投资者有自己的算盘，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未来的巨大利益，因为管制门槛高企，他们只能望中国市场而叹不能揽其入怀。在国有银行改革的背景下，他们得以能充当战略投资者，哪怕最多只能持有20%的股份，哪怕只有一、二个董事席位，哪怕在经营管理上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他们也是乐不可支呀！因为他们终于得以在中国的银行市场上探进了一只脚来，而且这只脚还可以随着渐进开放的政策不断壮大，最终有可能控股中国的国有银行！外资战略投资者在东欧国家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同样只是充当战略投资者，只占10%至20%的股份，但乾坤翻转，十年后，东欧银行改革的成果就是外资银行控制了这些国家70%的银行和90%的银行资产，曾经的战略投资者最终摇身一变成为银行控股者。

　　笔者认为：对大国而言，保持国内力量对银行的控股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就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和幅员辽阔的大国都是由国内经济势力(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掌握银行控股权的原因，经济强国中包括美、日、德、英、法、意等是如此，经济力量不够强，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也是如此。作为实行“休克疗法”的转型经济体，在东欧各国向外资转让银行控股权时，俄罗斯银行改革没有进一步推进，其决策思路显然是在银行控制权与绩效改善之间必须选择前者，这应该是大国银行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而本次金融危机中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饱受痛失银行控股权之苦的经验表明：不但是大国，就是像匈牙利这样的小国丧失银行控股权也同样危险，外资控制东欧银行业的后果为我国银行改革的下一步发展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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