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国外贸仍可保持增长(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21日 17:43 《环球财经》杂志

　　价格破坏

　　与此同时，在外部危机时期，外经贸企业还将面临“价格破坏”(即大面积价格下跌)的压力。

　　近年，中国玩具、纺织服装、制鞋、塑胶等传统大宗出口产业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成本上升而订单价格不变甚至下降的压力。近两年来，玩具制造成本上升约60%，但国际玩具商的订单价格却维持原价，导致国内玩具代工厂商海外订单利润率从10年前的40%降低到不足10%。2008年10月倒闭的大型玩具制造商合俊公司2007年营业额达到9.53亿港元的最高纪录，盈利则只有540万港元，而此前几年年盈利额大多超过2000万港元。

　　就总体而言，持续数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在2008年发生了逆转，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价格仍然呈同比上涨趋势，到下半年就已经转为同比下降了。由于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则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进口价格的变动也可以折射出中国出口价格的走向。在危机中，由于最终销售者面临的价格战、削减成本压力加大，除非我国生产者和出口者掌握了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否则2009年他们面临的价格压力会更大，至少不会减轻。

　　外部市场的价格变动对我国国内产业产生了多重冲击，首先是价格下行冲击生产者和销售者，因为价格下跌不仅直接减少了生产者的销售收入，而且下游买家的买涨不买跌心态还将导致生产商及其原料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2008年上半年，国内钢铁价格一路上涨，7月份之后急转直下，部分钢铁品种价格跌幅竟达40%。正是在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冲击之下，中国钢铁企业效益锐减。

　　其次，这种价格变动导致不少生产者和销售者库存资产(原料和成品)减值，在钢铁等原料消耗较大的行业，这种冲击已经相当明显。WIND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三季度32家钢铁上市公司存货金额为2463.42亿元，预计其减值损失在10%左右，即250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在此前铁矿石价格一路高涨之际，中国钢铁企业和贸易商不理性地大量进口、囤积铁矿石，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2008年10月30日提供的数据，中国铁矿石港口库存与企业库存总数约8900万吨，部分钢厂库存铁矿石可用4个月。而到10月下旬，铁矿石现货价格从1800元/吨的高峰下跌至700元/吨，跌幅50%～60%，根据铁矿石来源不同，即使按维持多月的7000万吨铁矿石库存计算，浮亏总额也高达300亿元左右。

　　化肥行业库存原料和产品价格暴跌，资产减值损失同样巨大。截止10月末，国内化肥企业所用的原料全是3个月之前的，原材料的跳水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按照中国磷肥协会理事长武希彦的说法，全行业因为高价原材料一项便亏损156亿元，相当于上年整个磷肥行业76.5亿元盈利额的两倍。

　　第三，大规模的资产减值不仅冲击金融市场，而且损害这些实体经济部门企业的融资能力。由于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日常生产经营中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大，而我国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已经相当广泛、深入，上述实体经济部门企业融资能力受损后果不可低估。

　　从较长的时间跨度看，目前的通货紧缩之中潜藏着较大的未来通胀压力。鉴于此次危机救援之中各国政府和央行注入了大量救市资金，这些资金目前除了一部分为填补亏空所消耗之外，还有很多仅仅是由于银行的惜贷倾向而冻结在银行体系内部。一旦银行体系惜贷倾向松动，很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再度显著加大的局面，最糟糕的就是所谓“滞胀”。如果出现通缩转为通胀的急剧转变，我国企业有可能再度沦为上游铁矿石企业的砧上鱼肉。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大

　　中国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连续10多年名列世界反倾销最大对象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而经济萧条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大萧条期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起各国竞相报复，把全世界拖进了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

　　不错，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覆辙，当次贷危机因雷曼倒台而陡然升级之后，从世贸组织管理层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无不强调不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但这种强调从反面理解，正恰恰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不可忽视。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本身就提高了贸易摩擦的几率；2008岁末之际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一系列举措也预示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贸易保护压力：

　　2008年12月3日，欧盟委员会反倾销部门以14国赞成、12国反对、1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针对中国产螺钉和螺栓等碳钢紧固件课征惩罚性关税的议案，此案将在1个月内由欧盟各成员国批准后正式生效，中国对欧盟出口的紧固件将在此后5年面临高达87%的惩罚性关税，中国紧固件产业将可能因此每年损失4亿欧元销售收入，以及80万个就业岗位。

　　12月18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公告，决定立案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焊缝管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12月19日，美国和墨西哥要求与中方就所谓“与出口实绩相关的补贴措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开展磋商。

　　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考察，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内政治体制和社会情况决定了他们具有较强的保护主义倾向。欧盟是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为强烈的重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至于还在欧洲共同体时代就落下了“欧洲堡垒”的“美名”。

　　本来，其他条件相同，国家联盟的行动能力低于联邦，联邦的行动能力低于单一国家；面对外部经济挑战，作为行动能力较低的国家联盟，欧盟天然更容易倾向于诉诸消极的保护主义措施，而不是实施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貌似“民主”的欧盟决策机制进一步加剧了欧盟行动能力虚弱、保护主义倾向等弱点，因为在现行欧盟决策机制下，需要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事项仍然太多，可以有效多数票表决的事务仍然太少；即使在可以有效多数票表决的事务中，表决票数分配方式也需要改进，致使无论是中欧关系，还是欧盟其他对外关系，都往往是务虚的议题容易一致通过，务实(换言之就是涉及具体国家利益)的议题难以达成共识。结果，在一些问题上与我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本来只是欧盟的部分成员国，经过欧盟决策机制之后却形成整个欧盟与中国的对抗。

　　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把只想搭便车享受权益、不愿承担义务的道德风险表演得淋漓尽致，争夺欧盟共同财政预算和表决权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波兰首脑在欧盟内部表决权之争中竟然怪罪德国在二战中屠杀了太多波兰人口；推卸经济义务时近乎无赖，如捷克由于本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冲击相对较轻，在讨论欧盟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时就表示不肯为别人埋单；一旦本国传统产业受到一点点外部竞争冲击，就要拉上整个欧盟陪绑。

　　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又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而且，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自由贸易色彩相对淡漠，他在竞选期间发布的关于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监督和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等言论已经在中国对外经贸部门引起了关注。尽管其中不少主张空想色彩可行性不佳，但仍然有可能对我国对美经贸产生一定干扰。

　　中国外经贸的新机遇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相对境况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世界商界普遍预期中国将比其他经济大国更快走出危机，中国对外贸易在2009年也面临一些新的机遇。

　　高技术产品生产向中国转移

　　不错，我相信2009年我国传统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无法延续此前一度的高增长，因为中国这些产品产能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80%～90%，世界市场的萎缩必然导致中国同类产业的萎缩。这类产业出口2009年只要能维持大体稳定，就已经可以认为是胜利。

　　然而，由于所占市场份额不高，往往只有20%～30%，我国先进制造业产品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市场规模萎缩的情况下实现增长。

　　这是因为危机期间价格竞争激化，利润空间萎缩，原来对压缩成本不甚敏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最终销售商和制造商感到较大的压力要去削减成本，他们会不得不加快推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订单，而中国本来以其广大有文化劳动者队伍、完整工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效率公共服务等在承接先进制造业转移中处于有利地位，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和敏锐的企业队伍，中国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腾笼换鸟，提升本国产业、贸易的结构和效益。

　　在这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加快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危机爆发以来，其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务部已经在昆山和上海设立了两家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按照产业转移促进中心的设计，他们由商务部和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共建，入驻中心的中西部省份共同参与，旨在为中西部提供宣传投资环境、开展项目洽谈和对接的平台，为沿海地区提供更有效地寻觅产业转移最佳地点的途径；如能充分发挥预期功能，对推动国际产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提高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东部腾笼换鸟自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