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任重而道远

　　吴敬琏：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政治问题是不能分开的。对于一些反对土地流转、反对确定产权、否定通过城市化来实现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这些观点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例如，在现在的制度格局下，特别是政治制度格局下，农民有了明确的产权，但有没有充分的能力保护自己的产权。因此，我主张把土地产权还给农民，要研究怎么能让农民确保、实施他的产权。

　　党国英：土地产权清晰，可以减低交易成本，而减低交易成本就有利于扩大交易量。如小产权房和商品房相比，小产权房的价格低，因为需求低，交易量小，即使有供给结构需求也不敢去需求，所以交易量就上不去。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土地产权要明晰，土地产权明晰肯定会带来交易量的扩大。强调产权明晰之后，要扩大流转，要长久不变。然而，交易量扩大后是否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如果国家管住规划就不会出现，因为农地的投资价值不大，精明的商人不会去搞投资。相反，如果国家管不住规划，许多商人就开始圈地了。

　　在土地问题上确有一个基本矛盾，技术的适度规模大于社会经济关系所能承载的适度规模。如果农民播种和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一样，农民就不用再卖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规定的流转方式很粗糙，这留下许多做文章的空间。如我们能否在各种流转方式仅限制在农民之间，不让城市资本下农村，这样来防止大地主的出现。如果城市居民到农村，只能租地，且对租地的数量都要限制。

　　于建嵘：土地要加速流转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村现在有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这些土地必须耕种，那么土地必须进行流转。第二个问题是土地规模经济问题，认为土地必须规模经营，所以要进行土地流转。从理念上讲，这些问题都是对的，但这些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并不是最重要的。土地流转一定要依法、自愿、有偿，土地流转必须约束政府的政绩冲动，限定其过于膨胀的权力。要防止土地流转刮风，中国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我国需要实实在在的适合于农民的土地流转。

　　黄少安：土地流转也好，土地金融市场化也好，按照市场的价值补偿也好，最大的阻力就在于地方政府。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想做的那些事，最后能不能做成，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取决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约束力有多大。还有一些配套改革，包括地方财政的实权要开放等。其中，最重要的前提在于限制地方政府的公权侵犯农民的土地私权。我们可能陷入一个困境，是先有对权力的制衡，还是先私有化。

　　周天勇：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已经作出决定，但还不够，还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目前，我国的劳动要素放开了，资金要素放开了，技术也可以交易了，但土地还限制得过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土地作为交易要素的市场。第二，城市化最后多占地还是少占地的问题。我认为快速推进城市化，会更加保证粮食安全，如所有的发达国家80%的人都在城市，所有的粮食不安全的地方都是80%的人在种粮食。第三，怎样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政府不能干预过多，要用市场来调节，让城市化推动土地资源重新配置，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第四，要废除卖地财政，一定要让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共同挂牌交易，这样才能改善土地的垄断供应市场，才能把土地价格降下来，才能把房价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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