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市场上每包卷烟增加1元人民币的从量消费税,吸烟人群将减少1370万,340万人的生命将得以挽救,同时,政府收入将增加649亿元,总额将增至2351亿元。”12月15日,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组织的一场主题为“烟草税和其在中国的潜在影响”的讨论会上,中国烟草税研究专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胡德伟给出这样一组数字。

　　(12月16日 《中国经济时报》)

　　吸烟有害健康早已成为公共常识,但是中国依然是烟民最多的国家,约有3.5亿烟民。正因为如此,中国被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讽刺性极强的“脏烟灰缸”奖。“颁奖词”竟然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民间代表关注的还不过是浅层次的烟草包装问题,即使中国的香烟盒上都印上“骷髅头”、“污染的肺”等吓人的标识,也未必真能阻遏烟民们吞云吐雾的诱惑。因为这并未触及控烟的关键所在。控烟,最终落实到政策实践层面才有意义。

　　增税控烟,从理论上讲确有其合理之处。无论从价还是从量,增税将提高烟草消费的成本,增加烟民们的负担,从而抑制烟民们的吸烟欲望,从而达到控烟目的。而且,国际上卷烟平均税率约在65%-70%,中国的卷烟总税率约为40%。从和国际接轨的层面讲,还有20%以上的上调空间。但是,控烟是个涉及国计民生的系统工程,不是理论推演就能完成的。

　　在中国,烟草行业上交利税超过千亿(2006年为25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左右。在一些烟草大省,如云南和湖南,烟草税收支撑了当地财政的49%到30%。更不用说,烟草行业奉养了数百万人和衍生了相关的附加产业链条。所以,控烟的症结在于体制内的无可奈何。在烟草财税之利和公众健康之间,公共政策只能选择渐进的控烟举措。这种公共博弈虽然充满次优属性,但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选择。否则,全球各国不是控烟而是禁烟了。

　　而且,税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控烟手段。染上烟瘾的人,是一种意识上的强迫性诱惑,本身就丧失了自我约束的理性,对于增税和香烟价格高企反映并不敏感,因此控烟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不仅如此,增税提高烟价,反而会激发烟民们嗜烟的逆反心理。这些年,几乎各地烟草公司都推出了顶级豪华的香烟品牌,数十元一盒的香烟早不稀奇,甚至出现了一条烟千元以上的畸形价格。这些天价烟,不仅满足了一些特殊烟民的烟瘾,也异化为攀比排场的身份符号,甚至成为请客送礼的庸俗媒子和滋生腐败的因子。

　　所以,利用财税设计和价格手段调控市场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市场和公众消费心理之上。否则,是没有多少效果,甚而会起反作用。不客气地讲,虽然烟瘾不像毒瘾那样,但在戒断的生理机能和心理基础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如果说染上毒瘾会让人不顾一切地吸毒,染上烟瘾的人同样会不顾一切地吸烟。一包烟增加几块钱的税收,又如何能让烟民们自律控烟?除非增税达到极高的地步,如一包普通的烟,税额高到几百元,也许能够让普通烟民望烟却步,刹住吞云吐雾的欲望闸门。不过,税务调节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还不如行政的禁烟令来得痛快彻底。

　　因此,增税控烟的手段在中国注定会很乏力,因为烟草在中国不仅有着体制内难以摆脱的财税依赖,还有渗透社会民生的文化属性。因为前者,控烟的财税手段不能过紧,必须保持收入和控烟的宽松平衡;由于后者,香烟已经成为普通人人情礼节的生活方式,更无法施以税控的手段加以干涉。

　　说到底,控烟需要产业政策的更新、烟草行业的升级转型、财税制度的流程再造以及国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以组合拳的方式才能实现。

　　张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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