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举世可鉴。现在，站在历史的新坐标前，反思过去，可以增强自信，加强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清醒认识；展望未来，更有利于探明前进道路，构建全社会的共同愿景。值此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本版特设“改革开放30年纵横谈”专栏，以裨大家畅言。

　　⊙亚夫

　　对当代中国经济而言，有一个最大顽症，就是“二元结构”。尤其是城乡经济的“二元化”问题，虽经改革开放30年努力，仍没有解决，甚至在某些方面，城乡社会的经济落差仍有扩大之虞。

　　现在，随着国内外经济格局出现深层次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从经济安全、社会和谐，以及生产诸要素之间价值关系的重估角度看，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根治“二元结构”的基本条件，已经为下一轮改革开放提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新命题。

　　说到“二元结构”，其实，这不是一个大家陌生的话题，而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问题。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二元结构”的特征，正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所揭示的那样，和多数工业化国家初期面临的规律性问题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这种“二元结构”，表现在中国，主要就是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表现在中国农村，就是典型的“三农问题”。这个问题，从上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工业化道路，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例如，繁华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曾经几度成为十分扎眼的社会景象，让人忧心。

　　而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的是经济崩溃的悬崖。因此，选择以部分沿海城市为突破口，搞经济特区，推行部分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模式，既是历史条件所限，是这一轮改革开放不得已的选择；也是积累资金、技术，培育市场、重构产业，为经济腾飞做准备的必然选择。但其付出的代价之一是，经济的“二元化”问题，特别是城乡经济的“二元化”问题更为棘手。

　　现在，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与基本结构，与昨日相比已非寻常可语。如果以2005年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可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运转已经主要依靠二、三产业的收益来维系，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而从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上讲，中国已经有条件解决最为顽固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二元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选择关口。

　　首先，从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估值关系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估值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资本横行，新科学、新技术迭出的时代，在信息传播已经基本没有时空限制的时代，在现代物流与交通系统日臻完备的时代，包括土地、矿产、空气、水等在内的自然资源，与资本、知识、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社会资源之间的估值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

　　而广大农村拥有最多的资源，就是土地及其与之直接相关的各种自然资源。现在，土地作为一种唯一不可移动的生产与生活要素，其内在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并随着经济开发、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由低向高不断发展，正在被不断重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解决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问题不可缺少的观察点。而有关研究人士提出，让农民通过土地创造财产性收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新的思维。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