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此番中国央行无论是把握时机之及时，还是拿捏分寸之到位，都堪称宏观经济“微调”的经典。中国率先降息，对于一直处于增长和通胀两难困境中的各国而言，既有信心提振作用，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美联储的降息决断将取决于华尔街危机何时见底，而欧洲央行目前高达4.25%的主导利率，则使降息成为可能。

　　正当市场还在为“两房”被美国财政部顺利接管额手相庆时，多灾多难的华尔街却再掀惊涛骇浪：9月14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而美林证券也在同一天被美国银行收购，导致美国金融市场信心进一步下沉。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中国人民银行9月15日突然对外宣布了两项货币政策调整措施：一是决定9月16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二是决定9月25日起，下调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对汶川地震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

　　显然，如果扣除时差因素，这两大消息前后出台间隔如此短暂，在逻辑上存在某种内在关联：第一种可能是央行一直在密切追踪拯救雷曼兄弟的进程，并准备了AB两套方案，一有确切结果，立即推出相应对策；第二种可能是中美经济高层之间早已达成某种默契，通过国际政策协调的方式共同应对危机；当然，也存在第三种可能，即以上两者同时成立。

　　无论如何，此番央行的确打出了一记漂亮的组合拳，无论是把握时机之及时，还是拿捏分寸之到位，都堪称宏观经济“微调”的经典，例如，调中小金融机构准备金率但不调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调贷款利率但不调存款利率，以及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等，无不反映出央行的谨慎和周密。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两率”的下调表明，中国经济决策层对于当前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经济议题已形成了清晰的判断。

　　首先，控制物价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取舍的关系，当前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促进增长。从上半年的“防通胀、防过热”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已指明了这种移动轨迹；而当前货币政策的实质性放松，则使“保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其次，对于今后国际油价粮价和国内通胀压力继续下行，决策层基本持乐观态度。由于欧美日经济放缓迹象越来越明显，全球对大宗商品需求锐减，国际原油价格已从7月上旬的147美元跌落至100美元以下，虽然此间经历了格俄冲突、飓风袭击和欧佩克减产等重大事件，但依然难挡颓势；而国内CPI已连续数月滑落，从4月份的8.5%降至8月份4.9%的水平，短期内大幅反弹可能性不大。因而货币政策适当放松并不会产生严重消极后果。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大致是准确的。

　　再次，通过两年来的政策实践，货币当局对于各种政策工具的效果早已了然于胸。自2006年11月食品价格轮番上涨以来，央行从2007年3月起连续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从2006年11月起连续1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对通胀的抑制效果并不明显。当然，这与中国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够有关。最终，货币当局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计划色彩浓重的直接信贷管理工具。事实也证明，这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确有奇效。特别是与在高通胀泥潭中越陷越深的越南、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在治理通胀方面已交上了一张令人信服的答卷。可以想见，在货币当局眼中，即便将来通胀压力再度回升，只要信贷管理收紧，可保无忧。

　　最后，中国调整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外部正效应。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在美、欧、日经济整体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唯有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才能带动更多国家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中国率先降息，对于一直处于增长和通胀两难困境中的各国而言，既有信心提振作用，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最近数月以来，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降息问题上摇摆不定：双方都想降息刺激经济，但在通胀阴影下，没有一方敢于先迈出第一步，由此产生了观望情绪，希望别人先走一步。美联储此前已两次宣布保持利率不变，但随着目前形势急转直下，降息纾困已成为第一要务。由于中国已“抛砖引玉”在先，本周二美联储会议上很可能就此问题做出决断。不过，现在降息也存在巨大风险———由于过去降息过猛，联邦基准利率已低至2%，美联储担心如果提前预支降息空间，当危机一旦加剧的时候，将面临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悲惨境遇。

　　因此，最终问题仍取决于：华尔街这场危机何时见底？反观欧元区，由于今年二季度德、法、意等核心国家经济相继出现负增长，加大了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而欧洲央行目前高达4.25%的主导利率，则使降息成为可能。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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