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投行、大银行在次债危机爆发一年后，当他们不得不把金融市场投资中“暂时”亏损转为真实亏损而进行资产减计与利润冲销的时候，就会暴出天大的窟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今年初全球衍生金融商品的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基本打个八折也要亏上百万亿美元以上，如果像美林这样打到两折，更要达数百万亿美元。日本在金融泡沫破灭后股市加地产所形成的损失约7万亿美元，为了消化这个亏损，经济增长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爬不出衰退的泥潭，以此来看，由美国次债危机所掀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也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趋势，国际热钱的流入至少在中期即3-5年内会随次债危机的深化而持续，年度流入规模可能在5000亿-1万亿美元，此后热钱的流入规模虽然会回落，但由于美欧中心金融市场长期萧条，则可能在中国长期驻留，并开始渗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热钱流入的风险从长期看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对短期与长期经济运行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如何控制由此所带来的巨大货币流动性增长问题。

　　外汇储备增长在6月份出现了明显回落，可能与政府加强了外汇流入管制有关，但在剔除要求商业银行用美元缴纳存款准备金等因素后，仍高达550亿美元，说明管制有效，但也有限，如果在目前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热钱比重已超过50%即接近万亿美元，则说明热钱的流入已经形成了组织化的渠道，有境内相关机构的配合，用堵的办法是难以挡住后续更大规模热钱流入的。

　　3.消费难以挑起需求增长大局

　　如果在未来3-5年内热钱流入加正常外汇收入使年均外汇储备增加额达到1万亿美元，则央行相应投放的基础货币就会高达6万亿元以上，经货币乘数放大后进入货币市场，年均新增货币供给总额就高达25万亿元，而经济增长所能吸纳的年度新增货币量只在10万亿元上下，年度货币对冲操作规模就在15万亿元左右，这对央行的挑战是巨大的。

　　由于利率已被证明是热钱流入的主要诱发因素，所以自年初以来央行控制货币流动性的手段就集中在“央票”和准备金率这两个方面，但使用这两种工具都有各自的问题。央票的弊端在于政府会由此而背上沉重的亏损包袱，因为一年期央票的利率为4%，而美国2年期国债的利率只有2.5%，比中国央行28天正回购利率的3.2%还低，若人民币年均升值3%，则央票年均亏损率应不低于5%，如果要求用央票收回15万亿元的货币流动性，央行的亏损就会高达7500亿元，已相当于去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的15%。

　　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在于，随着准备金率的提升，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必然不断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必须对100%的存款付息，而只能用准备金率以外的存款放贷，在目前这一比率是82.5%，所以在收紧商业银行放贷能力的同时，也必然同时造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目前的存贷款利率水平相差80%，若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至20%，则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水平就得打个八折，降至60%，而A股银行的平均营业费用比率接近50%，所以用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货币流动性的做法也不是无限的，这个边界就是商业银行的平均盈亏边界，而20%可能就是上限了，再高了，部分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就会被挤垮，因为像工商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其营业费用比率在30%上下，而中小银行的费用比率则普遍高得多。今年以来，中小企业普遍出现融资困难，不仅与央行的持续紧缩货币有关，恐怕也与更多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率提升后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发生亏损，从而不愿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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