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储蓄率较高，我国经济才得以长期保持高投资和高出口。也正是由于高投资和高出口与高储蓄相互适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得以顺利展开，并且在总体物价水平没有较大上涨的条件下，创造了连续多年高增长的奇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李　扬

　　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长期因素没有变化

　　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必须首先回顾刻画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关系的恒等式，即：储蓄=投资+净出口。根据这个恒等式，在储蓄率保持高水平的条件下，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抑制投资和平衡贸易收支；如果硬性抑制，GDP的增长就会蒙受损失。从需求面来看，GDP 增长率既定，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便存在着此涨彼消的关系。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如果要压缩投资，就必须考虑：消费和出口能否增长并填充投资下降留下的缺口；如果要平衡进出口，就必须考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能否填充出口下降留下的缺口。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大道理”。离开这个大道理，单纯地讨论抑制投资和出口，都可能失之片面，而且可能有害。近十余年来，政策面上并没有少谈抑制投资和平衡贸易收支，而且几乎年年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一直收效甚微，其基本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率既定，消费若无实质性增长，投资和出口是压不下来而且是压不得的。

　　关键在于很高的储蓄率

　　在宏观经济平衡中，储蓄反映的是国民经济的供应面，因此，高储蓄率说明的是供给总量的充足。据此，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是否均衡，判断物价是否存在持续上涨压力，关注的重心首先应放在我国储蓄率的动态上。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呈上升势头，如今已近50%。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储蓄率较高，我国经济才得以长期保持高投资和高出口；也正是由于高投资和高出口与高储蓄相互适应，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才得以顺利展开，并且在总体物价水平没有较大上涨的条件下，创造了连续多年高增长的奇迹。

　　高储蓄率的存在和延续，保证我国不会出现长期持续通胀

　　鉴于我国的高储蓄率至今仍然存在并将延续，鉴于我国的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城镇化正在加速进行，我们可以合理地判断：今后5～10年，我国经济仍然可望保持高增长的势头，并且，物价上涨不会愈演愈烈，也不可能长期持续。

　　储蓄率对宏观经济运行和物价走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美国、欧洲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越南、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出现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而且难以治理，根本原因就在于储蓄率很低。这是与我国的最大区别。

　　总供求平衡，局部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物价上涨也可能发生

　　但是，供应与需求在总量上的平衡，并不必然保证两者在结构上能够严密对应。换言之，即便总供求是平衡的，甚至是总供应略大于总需求，我们仍然不能保证局部领域、局部地区、一段时期中不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因而也不能保证在局部领域、局部地区、一段时期中不出现物价上涨。2004年前后以及2007年以来的我国物价上涨，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党中央、国务院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概念来概括我国当前的物价形势，是非常有洞见力的。

　　不应过度依赖需求管理政策来抑制物价上涨

　　基于高储蓄率之上的宏观经济平衡关系的存在，说明了我国不会出现长期、持续的物价上涨，同时也告诉我们：近年来我国间或出现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现象，其主要原因并不来自总需求方面。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就是：以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主体的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有效抑制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的上涨——要实现控制物价水平过快上涨的目标，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手段。

　　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成因复杂，应当采取多种对策

　　当前导致我国物价上涨的四类成因

　　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将这些复杂的因素概括为如下四类：

　　来自国内的部分产品供给不足的供给面冲击。这主要指的是猪肉、食品、服务价格因气候、经济周期和政策因素所产生的意外上涨。

　　国际粮食、石油、煤炭、化肥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对我国物价造成的输入性冲击。

　　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推动价格上涨。其因素有三：第一，自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便开始逐步有所上升；第二，经过30年的高增长，企业依靠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已经开始下降；第三，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成本又有所提高，而且就业刚性有所增强。

　　资源、环境价格改革，产生推高价格上涨效果。

　　造成物价上涨的四类因素其未来走势存在差异

　　上述四类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其未来走势存在着差异。

　　前两类因素具有可逆性。

　　第一类因素具有较典型的经济周期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市场调整，其供求可望得到平衡，价格稳定可期。2007年下半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政府抓紧农业生产，到今年，我国粮食、油菜籽产量已获增长，生猪生产逐步恢复，蔬菜供应逐步增加。可以预计，由国内少数农产品导致的物价上涨因素将逐步弱化。今年6月份的CPI下行，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

　　第二类因素来自国外，其决定因素比较复杂。但是，从运行机制分析，它们也具有可逆性。在诸多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因素中，石油价格堪称“龙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石油基准价格是市场主要参与者制定的长期合约价，其中，需求方在合约制定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石油基准价格由即期市场众多交易者共同决定，其中，供应方在合约制定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至今，石油基准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石油衍生市场引导，其中，金融投资者和投机者在合约制定中占主导地位，相应地，国际上的金融强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石油价格的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如今的石油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金融因素的全面进入，使得油价的走势开始脱离其实际供求的基本面，这固然会导致油价无来由地飙升，如今年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也可能致使其恐慌性暴跌。因此，一旦投机因素消退，我们可望看到油价的下落。最新资料显示：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观望情绪日趋浓重，虽然市场上尚存在大量8月份的多头头寸，因而预示着油价在未来几个月还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但此后逆转的可能性也显然增大。一旦油价逆转，其他高涨的大宗农产品价格、原料价格等也会逆转，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将大大弱化。我们预计，这种情况在今年末、明年初发生的可能性极大。

　　然而，第三类和第四类因素则不大可能逆转。

　　就第三类因素来说，经过长达30年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态势已经显现，换言之，我们可能已经逐步接近了理论界所论的“刘易斯拐点”。

　　关于第四类因素，鉴于中国经济正在向“环境友好型”和 “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型，党中央、国务院对此下了很大的决心，而调高资源、环境的价格，构成这一转型的必要条件，因此，由此形成的物价上涨压力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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