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少年班(3)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的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复始运转着的。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按时就寝，偶尔看场电影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或者为某个学术定律，以“捍卫真理”的名义和同学争论一番。郭元林说，因为时代的原因，当时的生活“很难像现在的大学那样丰富”。但幸运的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研究电路，所以二年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他如愿选择了自动化控制专业(这种先进行基础教育，再进行专业教育的方法被沿用至今)，“这令我整个大学生活充满乐趣。”郭元林说。不过，像他这么顺利选择到合适专业的并非所有人。据说，在他的同学当中，有人先后换了4次专业，依然不满意。

　　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做过的一项大型研究曾被广泛引用，他以智商为标准筛选并培养了1200名天才儿童，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50年后，通过对最终留有记录的800人调查发现，在他们中间大师级的科学家并不多，而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一组人，均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人格品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述最为关键的两点也成为外界对少年班质疑的焦点。在智商与情商的选择中，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用郭元林自己的话说，“情商”这个舶来品本就不适宜用来评判少年班的利弊，反而是这一段集中生活练就了他们的生存能力。

　　虽然否定外界对于少年班的某些诟病，但作为首届少年班的学生，郭元林并不回避把自己和同学们称为“试验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少年班在30年前都还不具备完全的条件来集中培养这样一批早慧的少年，但是——”郭元林补充道，“少年班所开创的一系列教育模式，对教育体制的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元林所提到的少年班的先进教育模式，现在看来仍然领先于国内大部分高校。这包括学分制改革、专业的自由选择以及前两年基础学科的统一教育。其中，扎实的基础教育让李俊凌至今都受益匪浅。

　　光荣与梦想并进

　　“美国的一位教育学家有个结论，我认为可能相对偏激一点，但放在这里也适用。他说，与其认为是大学教师在培养学生，不如说是同学之间互相的交流灌输了知识。”当回顾自己的过去，郭元林认为，集体生活对于人格塑造是尤为重要的。“尤其十五六岁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最关键阶段。”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78级校友曾经的访谈当中。

　　“少年班学习的专业和知识，跟我后来的工作都相距甚远。但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通过基础学科的学习所培养出的思考的技巧。”李俊凌说，他读研究生、转行、换专业乃至后来工作，少年班赋予他的“思考的技巧”一直是他认为“最了不起的事情”。“还有完全自由的学习空间，没有人会说你不能学这个或者不能学那个。”李俊凌说，“没人管”的学习状态可能是对当时少年班教育的最好诠释。“但这实际上正是它的高明之处。”

　　自认为从少年班收获颇丰的李俊凌回过头来，也对当年的弊病看得很清晰。“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少年班的教育当中的确缺乏一种对于生存方法的教育，科大对于这些孩子太过保护，没有给他们机会去看到社会真实的一面。”李俊凌认为，这个问题从少年班创立到今天一直都存在，“一个大学对孩子的教育，很大程度是为了他将来离开学校的时候，能够拥有一技之长，立即在社会上立足，甚至在未来成为某个领域的领袖。这一点美国的大学可以做到，在中国却成了整个教育系统的软肋，少年班也不能幸免。”李俊凌说，如何为孩子们创造一个面对社会的环境是今天的少年班应该更多关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