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型衰退换取通胀控制(2)

　　坦率地说，这种所谓“又要压高通胀、又要保高增长”的好事绝不可能。反通胀就一定会压缩货币，因为对于任何通胀来说，货币扩张都是其必要和充分条件。而反通胀，控制货币过度供给也是必要和充分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仅仅是由于多发货币造成的，也不表示政府是有意发票子，而是说，不管通胀的成因千千万万，最后总要通过货币来引发通货膨胀；反过来，治理通货膨胀，也就不可能绕过货币紧缩。

　　要想反通胀，就必须采用严厉的紧缩性政策，在通胀传导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上游的权势企业和产业首先接受严厉的信贷控制和大规模的加息。

　　事实上，过去中国的“反通胀哲学”对于消除通胀预期是非常合理的。比如“有保有压”策略，压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例如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政府大楼等)、重复建设的重化工业项目。“有保有压”才能产生有效供应。

　　相似的例子还有对农业生产采取补贴和提高收购价做法。例如，现在粮食种植意愿下降和存粮行为主要是来自于“通胀预期”，农户认为即使获得粮食补贴，扩大生产行为也是非理性的，原因很简单，农户会认为上游的农资和化肥价格会飙升得更快，在目前这个阶段，实施生产萎缩是一种同社会博弈的最好方式。

　　因此，决策层应该理解“通胀预期下的农户自保行为”，要通过紧缩政策削减上游产品的需求，使上游产品首先产生“过剩下的廉价化”，这种结构性的严厉调整才是击退通胀预期的唯一武器；也就是说，控制CPI的关键是消灭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涨幅，而不是物价控制。

　　采取严厉紧缩的做法不一定会产生多么大的失业。中国最近5年内采取的都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5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近乎2位数，初步估算，每年应该增长2400万个工作岗位，而实际上5年来中国的新增工作岗位是5100万。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重型化，资本密集型的项目大量上马，使得中国的投资爆发式增长，也就相应地“挤压”了劳动的报酬率和就业岗位，也使得投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最近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衰减的，也就是说，中国GDP增长，但经济效率却是下降的。

　　另外，对上游采取“需求压缩”的做法比人民币升值更管用。此前，中国一直采取人民币升值对付通胀，其代价是以出口型的中小企业的财务大量恶化为承受代价，来换取上游企业的成本降低。其实，压缩上游的投资需求就是最好的对付输入通胀的办法。

　　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不惜采取“衰退疗法”治疗通胀，并成功击退了通胀，奠定了保罗·沃尔克的不朽功勋。而与此同时，日本却为了资产阶层利益肆意采取汇率升值、下调利率的泡沫迷恋论者的做法，最终攻守易度，高下立判。

　　在目前反通胀的“节骨眼”，决策层应当凌厉前行，不仅寻找通胀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之道，更要力排众议，践行经济稳定发展的长远之道。决策层应该用行动表达决心，不惜再牺牲GDP两个百分点以控制通胀！即以6%的GDP增长速度来保证CPI在4.8%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