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公共财政改革方向

　　本报记者 孙雷 巢新蕊

　　十年前，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公共财政”的概念。而今，十年过去了，中国特有国情之下，公共财政改革该向何处去？人们仍在激辩中寻找着现实的方向。

　　“应该把公共财政改革放到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建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4月13日，由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世行项目“社会普遍服务与公共财政改革”研讨会上，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许的这一观点，着眼于社会公平与正义。他认为，所谓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即地位平等，机会均等。这也要求公共服务要改变原来按照群体、地区划分，提供不同服务的做法，做到全覆盖。

　　这种均等化同时意味着社会服务的公正性，即既要防止人群边缘化，也要防止过度补贴导致形成特殊权力集团。

　　此外，公共服务要具有可获得性。按照许教授的说法，“人们应该知道他可以享受什么服务，去哪获得这种服务”。

　　以上述内容为特征，许教授指出，社会普遍服务应该有针对性地包括三大系统：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社会产业普遍服务体系和知识、信息的普遍服务体系。

　　其中，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要求保证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迁徙权，形成整个社会的地位平等、机会均等，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陷阱问题。

　　构建社会产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网络产业的普遍化、产业网络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这三个方面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防止出现西班牙幻影，解决中国人富了后正向演进的问题。

　　而知识、信息的普遍服务体系的意义在于，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防止出现日韩在工业化阶段发展快，但是迟迟难于进入知识经济的困境。

　　对于许教授的提法，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

　　国家行政学院赵大全博士就认为，“社会普遍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从操作层面上来讲，短期内难于实现，只能是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而且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应建立在一个动态社会的基础上来建立。

　　他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来说，仍然是以家庭保障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同步的。

　　同时，他认为，公共财政效益的实现，可以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2007年，中央财政投入114亿元，占5万亿的财政支出比例并不高。“但是这却给了农民一种安全感，实现了老百姓长久以来的医有所保的理想。投入不大，但是效果却很好。”赵大全说。

　　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庆旺教授提出，看待任何问题都应该依据四个国情条件，党的领导、13亿人口、传统文化和城乡二元结构。

　　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是钱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他认为，关注民生不应该是承包民生，民生问题也并不是非得花钱，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激励市场解决民生问题。国际上有很多经验都显示政府不花钱也提供了广覆盖、优质的公共服务。

　　杨全社副教授则认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作为一个设想来说，很美好，但是在现实中，如果仅仅靠政府这一块是不够的，应该用国家的财政资产来撬动民间资本投资。如果要推广社会普遍服务体系，那么要越来越重视非政府组织，把国家的权利与非政府组织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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