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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述古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吴教授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中国青年报》7月5日）
国人常有“全世界第一”的情结，但这个“全世界第一”不仅不值得自豪，反而应当唤起我们深深的忧虑。基本民生投入占ＧＤＰ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从一个角度表明政府职能的错位和不到位。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但对基本民生的投入做得如此差劲，理当引起深刻反思。
笔者手头有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员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我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约3倍于美国政府，表明我国行政成本高昂。这与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自己花钱大手大脚密切相关。我国政府直接投资经济建设的支出约2倍于美国政府，表明政府直接充当市场主体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由于政府用于行政公务和经济建设的开支比例偏高，无疑会产生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投入的“挤出效应”，致使我国政府用于这方面的投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而民生投入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改革，正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生投入是公共财政支出最基本和最应该优先保障的内容，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疑点。但是，民生投入在实际操作中常常被悬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要害不在于认识不到位，而在于政绩观的偏差。民生投入不会立竿见影地促使ＧＤＰ快速增加，也难以做出显眼的政绩。在惟ＧＤＰ是论的政绩观及相关考核体系影响下，教育高收费成了“拉动内需”的理由，医疗市场化成了“减轻政府负担”的理由，饥饿供地以拉动房价成了“经营城市”的理由，而让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和住得起房，正是基本民生投入的基本内涵。
从更深层次看，一些地方甚至一些公共财政极其窘迫的市、县，无钱投入基本民生，却有钱不断翻新办公楼，购买豪华车，有钱让领导干部周游列国考察观光，有钱修建大广场、出“大手笔”，与地方领导手中的权力没能得到有效约束密切相关。按理说，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都要经人大常委会同意，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财政支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公共财政支出不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是领导意志亦即权力意志的反映。
公共财政本来是公民的血汗钱，但在基本民生投入上如此寒碜，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不公。增大基本民生的投入，是让绝大多数公众共享改革成果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基本民生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全世界倒数第一，需要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和正确的权力观，更需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使增大民生投入、关注弱势群体成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成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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