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看点：格林斯潘VS周小川

　　刘军红

　　北京的金秋十月是吸引世界游客的好时节，同样也吸引了人称“当今最伟大的央行总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但由于中美经济对话进入关键时期，“离休前”匆匆来参加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格老，显然无心观赏北京的金秋美景，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到与“少壮派央行总裁”周小川的会谈上。

　　“老贝贝”看重“小贝贝”

　　在周小川身上，或许格林斯潘能找回自己当年的影子。1987年8月，时年61岁的格林斯潘第一次出任美联储主席，因与其上任相比缺乏央行阅历，而被美国金融界称为“贝贝总裁”(西方国家央行行长年龄一般都在65岁以上)。2002年12月，周小川走马上任央行行长时，只有54岁。显然，在格林斯潘眼里，他更是个“小贝贝”。但自2003年美国关注人民币以后，格林斯潘似乎就惦记着找个时机，会会这个“东方贝贝”。

　　今年7月21日，当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改革方案，并决定升值2.1%后，几乎从不点名道姓谈论别国汇兑政策的格林斯潘迅速破例表示欢迎。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已超过18年，在这18年中，他凭借娴熟的金融政策手段，不仅辅佐里根完成了“里根经济学”， 扭转了美国经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低迷不振局面。更在克林顿时期，为美国经济创造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新经济奇迹。在操纵利率政策过程中，因格林斯潘很少使用超过0.5%的大幅调整手段，而经常采用0.25%的微调手法，在国际金融界赢得了“微调大师”的美誉。

　　如此伟大的“央行总裁”为什么这么看重周小川这个晚辈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政策舵手，两人恐怕都无心切磋武艺，更多的是要寻求协调。

　　美元霸权体制风光不再

　　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经济背负贸易和财政“两大赤字”压力。特别是贸易赤字已接近美国GDP的7%，财政赤字也因布什穷兵黩武连续攀高。政府的资不抵债已让市场疏远美元资产。这两大赤字很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使美元暴跌，从而使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崩溃，使美国丧失主导世界货币体制的资格。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正是依靠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世界资金循环圈，保证了世界资金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填补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实现金融与贸易的均衡，客观上也支持了“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得以持续。

　　但“9·11”恐怖事件使美国风险上升，原本流入美国的资金四处流溢，跨大西洋的欧美资金往来急剧减少，使美国利用金融弥补贸易的格局失衡。如2001年欧洲对美国投资总额为4502亿美元，2002年锐减到2264亿美元。

　　世界资金的“脱美”倾向，反映出国际政治裂痕和民族矛盾正引发“资金民族主义”。这种国际政治变局引发的资金循环巨变，使美国的两大赤字难以填补，经济的内外不均衡无法协调，只有依靠美元贬值。然而，自

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元对主要货币急剧贬值，使美元的市场信誉急剧下滑，使1973年后形成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呈现欧元美元对峙的两极化倾向。依靠美元贬值不仅不利于平衡贸易收支，反而开始增加诱发美元体制崩溃的风险。

　　外国政治风险可能殃及美元

　　面对国际政治动荡和美元贬值，美元地位逐渐受制于他国的政治动向。美联储统计，民间对美国

股票投资纯增额由2000年的近2000亿美元，减少到2003年的350亿美元。同期，对美国政府证券投资纯增额则由500亿美元，急剧升至2870亿美元。其中外国政府投资高达1580亿美元，约为2002年的2.1倍。

　　以往，世界对美国的资金流入主要以民间资金为主，公共资金并不占主要份额。因民间投资相对分散，只要不发生战争等重大变故，对美元不易构成威胁。而公共资金则集中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是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的资金源，容易受他国政府的政治倾向左右。“集中便是风险”。流入美国的资金过度依赖外国政府，意味着美元更容易受制于外国政府，平添了政治变动风险。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规模膨胀，充斥市场，诱发石油等资源涨价增幅，使美国经济蕴含结构性失衡风险。在中东局势动荡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形势下，对冲基金瞄准国际资源市场，大肆投机，引发原油等国际资源市场价格骤涨，使美国的进口物价和批发物价连续上扬，酝酿了结构性通胀风险。

　　老少央行领袖面临共同难题

　　为对付这种结构性通胀风险以及不动产泡沫，美联储虽连续提息，但长期利率不见回升。格林斯潘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回流、又抑制结构性通胀因素的效果并未表现出来，以往灵验的金融政策手段正在失效。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急剧涌入，加工贸易结构下的“中国名义出口”大增，使中美贸易不平衡日益严重。自2003年后，美国全面要求

人民币升值，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但人民币升值并没有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现状，相反，中国顺差总额继续扩大，预计2005年全年贸易顺差可能接近1000亿美元，约为去年的3倍。这不仅将增加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同时也将增加中国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使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深感忧虑。

　　问题在于，中美同时面对潜在的结构性通胀风险。就格林斯潘而言，提高利率，抑制通胀，将面临经济滑坡风险。尤其是，美国飓风横扫，经济备受影响，继续提高利率遭遇国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廉价进口产品成为抑制美国全面通胀的可用因素。对此，格林斯潘在国会证词中也有所流露。而对周小川而言，面对国内的金融改革和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农业大国的农业低生产率，继续让人民币升值，无法回避现实风险。最关键的是，人民币继续升值，必将压低农产品进口价格，从而打击中国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流入城市，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而这种因素反映到出口产品上，将冲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因素，使利用人民币升值，调整贸易不均衡的手段失效。显然，针对中美经济难题，这一老一少的央行领袖确实需要认真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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