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杰出的技术官僚

　　即使周小川拥有比一般政府技术官僚更优秀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但并不能使他无视中国的基本现实——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独一无二的混合体

　　文|刘乾坤 发自北京

　　在部分观察家看来，周小川很多举动是效法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

　　事实与人们的揣测也许不完全一致——在这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字典里面，或许有着类似于市场信仰的东西，以及有一个模糊的目标，但是，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在摸索中前进，可能是其更加愿意信奉的原则，而绝非简单的模仿，遑论市场原教旨主义。

　　“一个杰出的技术官僚”——周在就任中国最令人瞩目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领导的两年任期中，这一特点显露得更加明显。2004年以来，周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处在激烈的宏观调控政策漩涡的核心。周一方面力争用更加灵活的市场化手段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并争取更多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周也在按照中国政府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货币政策整体改革。

　　在2005年，以及接下来的任期中，这些将构成周小川施政的主要特征。

　　“技术官僚”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并不习惯“技术官僚”这样的称谓，尽管这是对中国各级政府中大量拥有专业背景的中高层官员阶层的一种通俗称谓。从2004年10月份参加完第一次G7——七大工业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来，英国《金融时报》，就引用大众的评述来描述周——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尽管欣赏这位学者型官员，但《金融时报》仍然悲观地称“周小川的改革之路”是“理论对撞现实”。

　　2005年农历新年来临的前4天，2月5日，周小川和金人庆——中国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部长——再次聚会G7。同行的还有BRIC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最大和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总称)、南非等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这里，几乎与人们的预期完全一致，周小川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回答的清晰而简洁——“我们讨论了其他的议题，汇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议题” 。他表示，“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改革银行金融系统，为实行货币政策改革做准备。中国需要时间来培训新一代银行工作人员。”

　　事实上，虽然美国代表曾经试图发起这样的讨论，但是，他们发现，法国、加拿大，以及日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2005年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能保持稳定增长？这关系到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全球经济的引擎是否正常运转。周小川告诉他们，保守估计，中国经济2005年增长率在8%乣9%，只略低于2004年的9.5%。即使是8%，也是欧洲GDP增长预期的4倍，美国预期的2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甚至要超过一些G7的老会员。相对于第一次参加G7会议，周显得更加成熟、自信，而且富有经验。事实上，因为熟练地掌握英语，而且，拥有与他的西方同行毫不逊色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还是本次会议的明星之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礼貌而坚守原则，这正是西方典型的技术官僚的标志。

　　现年59岁的周小川，1985年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博士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央各经济、金融关键部门任职，先后包括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中国银行副行长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并兼任过外汇管理局局长，证监会主席。2002年12月28日，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再次站到了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周是前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之子——尽管海外媒体对此颇有微词，然而，周个人的漂亮履历以及卓越才干却同样是他们不能忽视的。称其为杰出的技术官僚并非一般性的恭维之辞——就在屡获升迁之际，周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其间，周还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了一些论文。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有赖于传导机制。在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历来存在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效果和利弊之争。”2004年4月13日，周在一次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国际性研讨会上做了一次相当透彻的演讲。当前中国既存在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也存在流动性吸收和外汇管制等数量型工具。所谓的流动性吸收，包括央行强制提高准备金率、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以及银监会对行业性贷款进行限制等常规措施。正如周在上述演讲中指出的一样，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偏重于使用数量型工具，而较少运用价格型工具。其中既有传导机制的问题，也涉及政策偏好的问题，这反映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所留下的烙印。而周认为，“事实上，通过价格进行调节，其效果和灵活性往往远远超出常规想象，有关的例子很多。”

　　这或许是周比一般人更相信市场的铁证。高盛集团中国投行部联席主管胡祖六称赞“周非常熟悉现代西方开放经济和货币学的前沿理论，非常熟悉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所应该秉持的独立性和市场基础”。但是，我们从其并不复杂的阅历不难看出，即使他拥有比一般政府技术官僚更优秀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比一般政府技术官僚更杰出的市场直觉，这仅仅是他更积极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理由而已，并不能使他无视中国的基本现实——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独一无二的混合体。

　　其实，与大多数中国金融学者和政府官员一样，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浮动同样是周小川追求的目标。他们的分歧只是改革的时间表——什么时候推进什么样的改革。而这纯粹属于一个技术性的市场判断问题，而不完全是“理论和现实的冲撞”。

　　正确还是错误？

　　拟议中的央行上海总部包括几个与市场信息和操作相关的司局和中心。“效法格林斯潘”，这继续成为人们批评周小川的口实——批评者称，在全世界，只有美联储实现分总部制，而美联储的地区总部，譬如地区金融和经济中心的的纽约分行甚至是先于美联储存在的；在信息社会，只需要调整央行现有机制就可以解决市场监管问题，而不必多此一举。对周小川的批评还包括其用人策略——周大量遴选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员担任要职，然而，“效果并不明显”。

　　周小川的影响力还难望格老项背，自然也没有积累像后者那样长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因此不应简单的把周小川与格林斯潘相提并论。部分原因是美国所具有的世界影响力是中国所无法媲美的；另一个原因是周短短的两年任期还无法与格林斯潘长达17年的辉煌相比。他们最大的差别源自于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市场基础——格林斯潘只需要根据完全可以依赖的市场信息做出决断，而在中国，不仅最基本的市场信息还是匮乏的，也不存在完整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重要的是，周需要在一个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处理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中国一直坚持走不同于世界的“中国模式”，也就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相对于格老来说，周确实还像一个“小学生”——在中国特殊的改革历程中积累经验、摸索前进。

　　因此，周的政策主张难以避免与实际不符，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

　　广为金融业界所知的是2004年4月的强制提高差额准备金率：2004年4月25日起，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执行8%的存款准备金率。普遍提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也就是一次性累积减少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的规模高达1100亿元。分析人士称，央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连续使用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影响很大的货币政策“巨斧”进行宏观调控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该举措一度引起银行间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出现巨幅波动，市场因不确定性产生的极大“慌乱”。最终，央行不得不主动为一些银行注入资金，补充他们的头寸不足，防范进一步的风险。分析人士批评说，“这种人为抬高利率底线的做法显然极大地扭曲了货币市场利率乃至整个利率体系”。由于银行可以从央行获取超额准备金利率，因此，如果市场利率低于央行给付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主要资金供给者的银行将更愿意把资金存放在央行账户上，进一步加剧流动性不足风险。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出乎意料的是市场的敏感程度。”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不同意市场的看法，他认为央行作为超越任何行业利益的独立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机构，不需要照顾某一方的利益，重要的是增强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传递央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的信号。市场的反应是正常的，也说明央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唐旭承认，市场的反应程度超出了央行的预期，这说明市场成熟了。唐旭说，从设立准备金率制度以来，波动区间为6%乣13%，在以前需要提高1乣2个百分点市场才有反应。

　　强制提高准备金率并不是央行的初衷。周小川最初的政策建议是2004年上半年微调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周小川希望微提利率，释放信号，以提前平抑经济过热风险。众所周知，这一政策迟至2004年年底才告出台，那之前，中国政府首选的调控手段是紧缩过热行业贷款、收紧土地审批等行政性手段。

　　另一个例子是周就任证监会主席期间高调推动国有股减持计划。该政策实施却直接导致中国证券市场迄今为止延续时间最长和最为惨烈的一次萧条——上证指数从2001年最高的2245点，跌至2005年春节前的1200点以下。该纪录是近5年多以来的新低，至今未走出阴霾。也许周的政策只是股市暴跌的导火索而已——事实上，该政策实施不久就被迫束之高阁，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称，周“至今难获投资者欢心，他们把周小川网罗来的50多位 ‘海龟’嘲笑为不谙政策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得中国的现实状况”。

　　据此认为周不谙国情或者有失草率。社科院金融所一位专家称，在2004年4月13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讨会上的那篇演讲，使人们不仅叹服周“开阔的视野和娴熟的货币政策理论”，而且，周对“中国金融业现实的把握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事实上，周小川上任以来，几乎创新和动用了现代货币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来完成“法律赋予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在央行没有利率和汇率调整的最终决定权的情况下，这些眼花缭乱的操作工具，不仅可以大量获取实践经验、市场信息，更可以借此疏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建立或理顺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大量引进海归，似乎也是这样的思路——引进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模式中的调控工具和数量模型，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总比闭门造车要好。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单纯调整利率或者汇率更重要，也更紧迫的事情。　

　　稳步推进改革

　　如果不出意外，对2005年人民币汇率浮动抱过高期望的人们也许要大失所望。利率问题同样如此。更灵活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自由浮动尽管是周小川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周比谁都清楚，他的首要任务是稳步推进各项改革，重要的是建立或者理顺市场化的汇率、利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等市场基础。

　　对于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问题，他的同事们在G7之外的一些场合的回答则更为坚决而直率——央行副行长李若谷在几乎与G7会议同一时间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重申，“中国已经决定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加自由地浮动，但汇率体制改革没有时间表。”

　　这一点毫不奇怪。熟悉中国政府体制运作情况的人们知道，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当然包括货币政策，早在2004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就已经确定了。简言之，就是“双稳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汇率调整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最终决定权，更不可能有改革的时间表。不为常人所了解的是，对于像利率和汇率调整这样的货币政策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执行和咨询机构。周小川同时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这就意味着，在2005年，周的首要任务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央行研究局发表的物价水平监测和预测报告称，2005年全年的平均CPI约为3.28%——全世界唯一对中国物价水平预测精度达到万分之一；按季度测算，2005年年中有可能高达4%以上。据此推测，2005年几乎没有加息可能——除非发生异常情况，使CPI飙升至5%以上。CPI是否超过5%是央行加息最重要的决策依据之一。

　　“2005年中国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将保持在15%左右。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支持经济平衡发展，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和预防系统性风险。同时，将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改革，解决阻碍金融业发展和影响金融稳定的体制机制问题。”2005年1月26日，周小川在内部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示。这次讲话几乎是周不公开的2005年施政纲领。会议中，周罗列了2005年的十大任务，其中，前8个都与货币政策的市场基础密切相关。这才是周真正的工作重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周小川确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如果说他真的在效法格林斯潘的话，那也应该包括格老的另一个品格——拒绝做一个教条主义者。1996年，当所有人都认为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的时候，他说服了他的同事，反其道而行之，维持利率不变。而此举被后来的人们认为直接促成了克林顿当政的十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