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代表15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我们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特别具有重大意义。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社会形态已发生巨大变化，一个现代化社会所应具备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具雏形，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
我们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是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中坚力量。
我们发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既有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佼佼者，也有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劳动者。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关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或者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
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尚未发展成“橄榄型”结构，也就是说，还未能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但是，中国社会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演变。有一组数据是意味深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被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而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收入增长6％－7％，这一教育回报率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
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其社会结构也是中国目前最接近“橄榄型”的，深圳的“中等收入者”群体远比其他城市要壮大。一个城市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职业稳定、收入稳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都比较稳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成熟，就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比有的东南亚国家恢复迅速，这与韩国已经形成的庞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不无关系。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ＧＤ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
站在这样的角度，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有关扩大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阐述，对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观察报》作为以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为读者对象的财经媒体，不仅是站在自身发展的角度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将从执政党的思想演进成各级政府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进而实现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欧文·佩基在《进步的演化》一书中说：尽管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不断变动，但只有进步本身依然持续进行。在1638年，一位公爵担心因木材燃料短缺而影响生活水准；很近的例子是罗马俱乐部对经济持续增长将引发的石油危机发出过危言耸听的警告。但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忽略了进步不仅仅是带来物资短缺，它同时也提供了方法来避免或降低物资短缺的可能。
我们喜欢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