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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新一届政府交出了首份经济半年答卷。国内生产总值8．2％的增长率基本接近此前一些投资机构和研究者的预测。当我们庆幸ＳＡＲＳ并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造成太大伤害时，有关中国经济眼下是否正在走向过热的声音响了起来。尽管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目前经济运行的高速增长，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相统一，但我们也认为，适时关注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苗头的讨论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济是否过热已经是过去一个月来经济界争论不断却始终没有比较一致的答案的问题。7月以来，央行行长周小川已
经不止一次提出，要深入分析并高度重视目前贷款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则警告，虽然贷款的增加可以为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新的推动力，但也容易导致经济失衡，还可能导致某些行业过热和重复建设。经济学家樊刚几天前则肯定地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出现了过热迹象，政府必须提前关注，进行调整。甚至远隔重洋，以对美元汇率不发表看法著称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忍不住暗示，中国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表达得或许偏激但更直白，认为如果中国对于国际收支盈余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并且使货币供给的增长不受限制，那么中国有可能会发现自己也在创造一个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那样的投资泡沫。
根据央行的数据，上半财年的贷款额增加人民币1．78万亿元，与2002年全年人民币1．85万亿元的贷款额增加幅度相差无几。更早一些时候，央行出台了关于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这个被称为房贷新政的文件被认为是银根紧缩的信号。针对房地产投资增速过快的现实作出合乎逻辑的反应，央行选择的出手时机是恰当的，不过，对于经济的局部和结构性的过热担心是否可以上升为对经济大局的整体判断，至少从目前来看，下这样的结论还显得操之过急。
ＳＡＲＳ并没有伤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没有打断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今后一段时间，ＳＡＲＳ究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究竟如何，尚在观察之中，我们还拿不出准确清晰的判断。从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ＳＡＲＳ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二季度ＧＤＰ增长率6．7％已经跌落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按照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描述，今年的经济增长将走出Ｕ字型，第三季度是恢复期，第四季度进入回升通道。因ＳＡＲＳ损失2700多亿元的旅游行业几天前拿出的行业振兴计划就更不乐观，预计2005年才进入全面恢复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断定经济已经过热，并据此紧踩刹车，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作出大的调整，对经济大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
事实上，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不振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出口走势如何，由于ＳＡＲＳ的滞后影响在第三季度才会逐步显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高速增长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对于出现在房地产等行业的结构性过热，也理应重视，并且对症下药，在信贷政策方面进行适当地调整。但言及经济过热，却应该慎之又慎。就宏观决策而论，不妨多一点观察的时间，多角度、多层面地研判局势，号准经济脉搏。周小川行长在几天前结束的分行长会议上表示要“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话中之意，显然在表达了对贷款增速过快担心的同时，也有作为货币政策决策机构最高首脑的审慎。
退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有其特殊的一面。对于其他经济体适宜的温度，对于中国经济肌体未必是最恰当的。正如人的体温，37度左右固然是显示正常的标志，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其适宜的温度不同，在不同的气候中，适合人体的最佳温度也不同。物价水平由负转正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但却不能简单地视其为经济过热的惟一指标。对通货膨胀的担心无可非议，更重要的或许是，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态势，寻找出最适宜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常温。
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当局来说，对于贷款增速过快的担心，更多地暗示了对国有银行体系肌体的深度忧虑。贷款猛增很可能催生金融机构新的不良贷款，这对于正全力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进而寻求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不堪承受之重。尤可关注的是，掌握绝大部分金融资本的国有商业银行也使得目前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掣肘颇多。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系可以增强货币传导机制，帮助央行更有效地执行货币政策，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不良贷款却使其市场化进程陷入了几难摆脱的怪圈，这也使央行决策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非市场因素。
作为经济血脉的金融业自身血脉运行却不通畅，甚至成为中国经济肌体中的栓塞，这是中国经济的特殊之处，中国的经济过热也因此带有鲜明的非典型性，任何对中国经济下判断的人，对这一点都不可不察。
作者：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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