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6月29日在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年会时表示，他并不认为人民币有重估升值的可能，这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最近一次官方表态，与此前的官方态度一脉相承。
这次表态的背景是，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压力从去年年底开始冲击我国的汇率政策（参见本报第116期《博弈人民币》）。中国是否仍能坚持自己的汇率政策主控性？其实这个假设
的问题几乎不存在，在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尚待推进、我国外汇市场规模很小、双边垄断的现状下，政府控制汇率水平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维持现有汇率水平有利于我国内部及外部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些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还是改变现有汇率水平更能奏效。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分析已非常全面，总的说来大致如下：升值有利于进口，增强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中国ＧＤＰ国际地位提高，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等等；另一方面，升值使得出口受干扰，导致市场投资盛行，加大国内就业压力，通货紧缩加剧，冲击国内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
可见，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困难，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更为艰巨。今天，解决就业、三农等问题的紧迫性，正如十年前推进出口大赚外汇的紧迫性一样，成为时代的标志，也成为政策的风向标。所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与这些经济社会难题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得不考虑汇率变动对农业、就业、通缩等问题带来的影响。“欧元之父”蒙代尔明确指出，人民币升值会加速中国的通货紧缩，减少经济增长，增加失业压力。以他的观点，人民币升值将对宏观经济的三个内部目标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意义已然明显。
当然，汇率的理想状态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变量，这个变量应该能够调控宏观经济的外部平衡。在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解决就业问题应该采用就业政策，不能让贸易政策来解决就业问题，更不能让汇率来解决；农业问题要由农业政策来解决。一个工具做一件事情，不要把所有问题都用一个工具来解决。而且，汇率影响的是价格，而价格是一般均衡问题，它会影响所有部门。用一般均衡的工具来解决局部均衡问题，即使局部问题得到解决，却对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了扭曲，这种损失要比解决某个部门问题的收益大得多。
我们不能期望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解决诸多的矛盾，反而要考虑这种变化对激化这些矛盾有多大的可能性。并且，在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并非健全，缺乏灵活的利率、健全的财政政策，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尚待完善等现实条件下，汇率水平的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及时得以消除，汇率水平就不能轻易改变。
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国近十年来出口大量增加和吸引外资的飞速增长。由于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大量的出口优惠政策出台，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同样繁多。这些措施，与外部均衡的目标并非一致。由此，人民币升值压力日渐积聚。到了今天，这样的压力大到开始让我们思考之前采取的外贸外资政策是否仍合适。
所以，升值压力体现出此前我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中积累的矛盾。因而，重要的是，改变牺牲国内稳定而保出口（并非保对外稳定）的做法，反思我国的外贸外资政策，而非简单地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水平而弱化矛盾。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外部均衡问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完善才会获得宽松的环境。
这种在形成升值压力的经济层面上所进行的调整，不仅比调整汇率水平更有利于达到外部均衡的目标，同时也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有效措施。有专家提出鼓励资本输出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最直接的手段。近来我国每月资本流入约50亿美元，预期人民币即将升值的投资大量进入，对此，最直接的缓解方式是反向操作，鼓励资本输出，例如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等。考虑到预期的因素，这种手段同样需要汇率稳定的承诺。
当然，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方式并非惟一，鼓励资本输出仅仅是资本项目下的操作手段。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部门）的相应措施同样可以缓解人民币受到的压力。我们要调整的是强调净出口赚取外汇的传统观念。带来升值压力的不是出口增加，而是净出口的增加，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来减少净出口，减少经常项目下的外汇净流入。因此，在目前加大对战略物资的采购同样可以达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目的。此外，国际间的政策协调非常重要，既然人民币汇率问题有可能演化为国际政治问题，那么，积极的国际政策协调可以在国际政治矛盾激化前，将来自外界的压力尽量降低到我们能够抵挡的程度，这种协调有时候非常管用。
作者：社论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