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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眼下有关“富人纳税”一事，媒体与公众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富人”而不是“纳税”本身。我们以为这是和税务部门的初衷不一致的。
上周，本报记者在采访《福布斯》富人榜排名靠前的一位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位企业家感叹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在于应对税收检查，其它工作只能放在一边。而比这种突击检查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公众在态度上，在媒体作用之下的异样。
如果仅仅是税收问题，一切都顺理成章，那些诚实致富的人也不会变得隐秘而低调。不够严谨的舆论和执行部门正在把税收变成一种特殊的工具，赋予了它一种额外的功能：税收不仅是调节收入和分配的工具，而且成为调节社会心理和情绪的手段。
我们一直以为，应该用更成熟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更严谨的办法来处理社会问题呢？中国希望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如今，又希望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促成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是，在社会与经济的转型时期，给税收增加额外的功能，其实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必须格外小心。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随着其他收入来源的变化、政府支出的上升，对个人所得税的偷漏现象已越来越无法容忍。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中国也已开始降低进口关税，从而影响到税收。这应该是此番查税的主要原因。
应该看到，民营企业家之所以成为纳税风波中的焦点，恰恰凸显了私人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愈来愈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民营经济能有今天，殊为不易。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体系依然存在着对民企的歧视与不公，对民营经济的安全依然构成着很大威胁，在这个时候，如果舆论不能基于理性进行判断，如果因为处理手法失当而损害了民企生态，那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一位民营企业家说：“如果财富的拥有者只是风险的承担者，我们会一个个倒下去。”为什么中国的民企壮大起来了，反而缺乏安全感？当我们声讨为富不“税”者，当我们准备在道义上对富豪们锱铢必较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制度上的失察失纠之过。企业家往往行走在商业道德的边缘，但一般不会越法律之雷池。而我们在财政转型中遗留了太多的制度漏洞，往往查人以清，审己以聩。而一旦税收被社会舆论利用，或者税收主动利用了社会舆论，必然导致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社会的有效运行，仰仗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因此制度是使我们社会秩序化的一个途径和保障。制度的制定是为了给我们行为处事决策提供一个标准，一个必须遵守的准则，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弹性太大，也必然会使制度的严肃性遭遇挑战。
我们重申，必须用法律制度来维护基本的商业规则，而法律应该保护富裕或者贫困的一切守法诚信之人。富人偷漏税所衍生出的群体道德危机，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而是因为市场制度不完善所致。
我们应该记住史玉柱的“还债”行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的举动也遭到了诸多质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史玉柱一定认为，我们的社会还能允许他赚取超过1．5亿元的财富，而且会保护他合法的财产。我们看到，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抱有这样的信念，保护这样的信念，就是保护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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