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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是条狗》是一部电影，它讲的是关于养狗及其成本费用的故事。我们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本报对北京市最近修改养犬条例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支持北京市政府以及北京市人大将要针对此事所进行的讨论，尤其对于他们在这次修法活动中广泛征集民意的举动表示赞赏。
“卡拉”的事也算得上是件事吗？这要看您从什么角度来看待了。在上一周，它的确
引起了众多北京老百姓的关注。
4月1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开始在政府网上公示，向北京市民征集对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从这一天开始，公民对于修改这项法规的热情就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北京市法制办法制二处处长张国强形容说：“修改草案一公布，就好像开了闸、放了水，二处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卡拉是条狗。可对于人来说，它也是一条线，以它为界，公民分成两拨——养狗的和不养狗的。两拨人同住一座城市之中，就产生了不少矛盾。你把卡拉当成儿子在一张桌上吃饭，可我就不能允许它和我同时进电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意见提得多了，政府必须出面解决。9年以前，政府出台了《严格限制养犬规定》。政府规定了很多硬性措施，首先你得给狗上户口，上户口要交钱，第一次交5000块，以后每年交2000。这可能是政府听了不养狗人的意见写上去的，政府乐于采取这一类的措施。
但是事与愿违，9年下来，北京家庭的养狗数比原来多了一倍多，达到16万多条。更要命的是，还有比这多得多的犬主根本就不到政府那里登记，这些人说出的理由多了，政府也没有精力来控制这件事了，结果呢，法规的权威性逐渐丧失，不养狗的人意见也更大了。
和这件事相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禁放烟花爆竹。
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能够看到不少近乎无效的行政管理行为呢？比如说你要出国或者到政府机关办些别的事情，会被要求事先拿到许多证明。有些证明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大家都知道里边有很多漏洞，完全可以作假，起不到任何作用。有人说，政府的部门和办事官员乐此不疲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收到钱，二是可以为推脱责任预先做个准备。
但是从“卡拉”这件事上来说，我们还应当从政府习惯于自说自话，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意志随便立规矩这方面找到原因。
一个人养狗，可对门的人不养，怎么办？他俩可以商量，不养的人可以提出要求：要么你管好自己的狗，要么你出钱请人来打扫卫生。如果养狗和不养狗的成了两个群体怎么办？那么政府就可以出面组织大家开会协商，各抒己见，达成一个妥协，然后把这个妥协写下来。这样的东西其实就属于法规性质的东西，有时候是法律，有时候就是地方法规，这当中产生的公共事务就可以根据那个法律或者法规来委托给政府办理。地方性法规是这样，更复杂的事务，甚至是国家法律的产生都应该如此，它必定要有一个人民表达意志的过程。无论是中国法治史还是世界法治史上的经验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产生的法律要比管理者根据自己意志确立的法律有效得多。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中缺乏这样的传统。古人制定的法律既不是来自宗教教义的要求，也不是来自经济交往中的谈判，甚至连风俗习惯的内容都少有进入法律的。千百年来，我们传统立法的出发点大都是为了对社会施以更加严格的控制。
不过明白道理的人也不是没有，《淮南子》里有句话：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从这个道理上来看，“卡拉”确实是条线，在给狗立法这件事上来说，北京市的立法部门开始走上了一条注重遵从民意的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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