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与迂回（少数派投资）_新浪财经

纵横几千年、几万里，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有一类观念像松果一样始终在隐秘而顽强地生存着，它在春秋时代的老子那里称为“无为”，在战国时期的孙子那里称为“势”，在19世纪上半叶的《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那里称为“中间目的”，而当今的斯皮茨纳格尔传承了从巴师夏、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等奥地利学派（维也纳学派）的百年传统，把它称为“迂回”。

历史上看，这些思想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的军事与政治领域，称其为不着痕迹地“战略欺骗”是恰当的。后世发现它同样适合于包括投资在内的商业竞争领域，这些领域都是涉及人性的复杂体系，其中心思想是：放弃直接获利的途径，采取较困难和迂回的路径，暂时的亏损是一个中间步骤，是为了将来得到更大的潜在优势。

老子的“无为”

依据《道德经》的说法，做任何事情的最佳路径都是相反的——“物极必反”；它是通过一种不与对立力量正面冲突而取得优势的方式——“善胜敌者不与”，“用兵有言，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不同于常规的直接使力会被反作用力击败，“无为”的重点是等待一个客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容忍损失，以换取未来的机会，那些急于获得收益的对手反而成为输家。在时间上会存在两次博弈，一次在当下，一次在稍后，这个过程隐含的明显的人性是掩盖操纵的艺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最终达到“无为而为”的境界，即通过不作为而达到有为的目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

大部分的外部世界都只是带来了来自外部的分散注意力，大部分认知都是对一个隐藏的事实的发散性认知，而这其实更需要人们集中注意力。对于复杂体系，不能只看眼前，更要了解后续结果，通过演绎法，将蝴蝶效应如何形成的路径给勾勒出来。

相比于常规的实证主义观念——知识来自感觉认知，道家思想立场完全不同。实证主义者依据后验的“规律”行事，他们只看到很具有欺骗性的表面事物、实体、事件，并没有深入地体会自然的法则，真理可以从理解基本的自然和逻辑结构中获得，在人们获得实际体验前，真理可以被先验地表述，这是先验论的萌芽。

孙子的“势”

军事家孙武同样主张尽可能避免破坏性冲突，通过操纵或欺诈等间接手段制服敌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何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求之于势”，占领关键位置，并且做好埋伏，显然，这也是一个诉求于未来的跨期策略。

“势”，简单地可以用潜力、倾向来描述。为了准确理解“势”的概念，先引入一个光学术语——“景深”，并非只有一个孤立的焦点上的图像是清晰的，实际上焦点的前后一段范围内图像都是清晰的，这是在空间位置上的一个范围；同样，“势”是时间维度上的一个过程，就像由一帧一帧图像构成的动态。显然，静态的孤点与动态的范围所蕴含的信息内容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后者蕴含更多内容，而依据前者静止与简单粗糙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是可疑的、危险的。

从“蓄势待发”这个词上，我把“势”理解为：力在时空上累积储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形势”与“时势”：上游的水流在时空上不断蓄积着势能，终有一天必然摧枯拉朽冲毁下游的一切而无论最脆弱的环节发生在哪里以及脆弱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势”和“力”是相对的，力是一种简单对抗，势是一种引导转化的迂回策略，当势积累到临界点上，最终以力的形式瞬间爆发出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所谓“势如扩弩，节如发机”。

克劳塞维茨的“目的论”

不同于中国远古道家思想频繁运用象征、隐喻、类比等修辞手段，西方的思想家更善用逻辑语言来描述真理。前者是具体的、演绎的相似性对比，只要经验到象征、隐喻、类比所指向的事物，人们就能易于理解，而后者是抽象的、归纳的逻辑推断，但归纳的过程必然蕴含演绎法则，从提升认知的效果看，两者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19世纪初叶《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的的思路中有许多共性之处。比如：孙子认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克劳塞维茨也认为并非所有的战斗都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耐心地获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高效而有目的地实现最终目标。克劳塞维茨使用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采用了中间目的、手段和终极目标的这一理论框架:以下级军官的中间目的作为手段，来实现终极目标。正是由于存在中间目标，说明了这一理论框架的迂回性质。

我们同样可以在《战争论》中找到“势”这一概念。它往往出现于军队朝着一个目标、通过特定手段达到最终目的时进行的战略部署中。比如，克劳塞维茨主张抓住一个方向打击敌人，而不应在全面进攻中试图攻破敌人坚固的防御而消耗大量资源。

奥地利学派的观念

巴师夏

让我们把目光从古代与近代中外的军事领域转回到现代商业竞争领域。奥地利学派的先驱——巴师夏写下一篇著名的文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将读者的注意力从看得见的事物移到了暂时看不见的东西上，而这些东西又是可以预见的。他写道：“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们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在巴师夏看来，这种越过眼前显而易见的事物来预见未来结果的能力才是产生区别的关键所在。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糟糕的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坏处，而好的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在此，演绎推理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不是一种看似很有效、但结果可能很残酷的经验归纳。关键在于，要把自己从过分关注当前效果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这种想法会让我们高估眼前发生的事，而牺牲对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关注。正如巴师夏警示我们的，“习惯的果实越甜，后果就越痛苦”。

巴师夏告诉人们的是，应当将经济理解为一系列跨期的交换，一种间接手段和最终目的之间的连接，以便我们在上游使用某种方法(间接目的、战略优势)，可以在下游(用来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创造更好的效果。

门格尔

门格尔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早年他就突破性地发现了主观需求在定价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是边际效应原理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他最感兴趣的是始终解释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而不是创造一种人造的、程式化的表象。他发现，在判断某种事物的好坏程度时，必须考虑其有用程度，而人们的幸福源于我们通过所拥有的物品来实现需求的满足，并进一步推出：生产要素的价值(用于生产最终消费品)来自最终消费品的价值，而不是相反。

然而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之争，门格尔摒弃了德国历史学派对数据的盲目依赖，不同于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数据进行了大量的记录和分类。门格尔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的确是一位反实证主义者;他由此确立了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学不是一门从数据衍生而来的科学，而是一种以观察和推断人类行为为基础的先验方法，从而为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打开了大门。

庞巴维克

庞巴维克作为门格尔最出色的学生，是一个多产的经济学家。他的学生米塞斯把迂回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庞巴维克。如他观察到的，迂回方法会比直接方法产生更好的结果，这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命题之一，通过使用庞巴维克所谓的“智慧迂回方法”，间接方式的优越性体现为它是获取某些物品的唯一途径;而且不夸张地说，迂回方法在很多时候都是唯一的途径!

当然，迂回生产也是存在限制的，主要体现在时间偏好和利率方面。庞巴维克用他的“贴水理论”来解释利息如何在期货与相对价值较高的现货之间产生。所有商品都是如此;因此，利率总是正的。庞巴维克还提出一种利息的理解方式——作为时间成本的利息，是一个人为了尽早获得资本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反过来又成为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指标。

奥地利学派普遍认为资本（以及时间与机会）都是异质的。这种异质性意味着，并非所有资本的配置方式都相同，而且它们也不会产生相同的回报。此外，资本结构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上下游资本同时、同比例地增加，相反，它是在上下游资本之间重新进行配置。庞巴维克用树木的年轮来比喻资本结构异质性，经济体的资本结构生产过程从内部圆环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外移动。年轮更多的经济体更加迂回曲折，因为大部分价值都产生于最接近消费者的下游商品(外圈)中。资本结构是具有累积性的(其实是自催化效应)前面出现的会导向并包含在后来者中。

奥地利学派投资以“跨期交换”作为利润的来源，践行迂回之路意味着为获得后期优势，愿意在前期处于劣势，这是有违人性的。因为人类天生对当下缺乏耐心（比如以下论调：“及时行乐”、“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未来则有高度耐心，而当未来成为当下时，事到临头我们又会变得缺乏耐心。这在现在称为双曲贴现模型，也是庞巴维克发现的时间不一致性（时间是主观的），这一认知奠定了有关当下与未来跨期权衡开创性思想的基础。庞巴维克还引入意志力以及延迟满足所需条件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相关因素如何对人们的感知与行为产生影响。当代的研究指向人类大脑的生物基础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在对海马体研究中表明，人们含有多巴胺神经元的额叶发育差异决定控制着人们激励、专注、动机和计划，血清素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庞巴维克领先了一个多世纪。

米塞斯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在本质上需要具备人的行为分析中的逻辑、演绎及先验性方法。米塞斯的理论继承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有关价值、资本和时间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米塞斯通过不断提炼、补充(特别是在货币和信贷方面)，最终通过演绎法提出了我们如今熟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将那一时代划分为不同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对经济繁荣和萧条做出了解释，尤其是干涉主义造就的长期低利率扭曲环境下，过度消费与资本消费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本，以致于之后的经济平衡痛苦而漫长。他也在经济周期理论中指出，市场就像一个在“扭曲地带”中的价格发现过程。市场的不断自我调整和适应，将在各种均衡之力的作用之下催生出来。这就是他的“市场是一个过程”完整含义。

他在《人的行为》中所写，“没有任何一项实验室研究可以针对人的行为进行。我们从没有机会在事件的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情况下，只观察一个要素的变化。自然科学使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实验中的孤立事件，而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经验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的经验，并不为我们提供任何事实支持。历史经验所传递的信息不能用作构建理论和预测未来事件的建筑材料。”这种基本的非决定论导致了他的“想象构造方法”，它要求对知识采用先验演绎的方法(与康德相同)通过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反思，是人类行为研究中的一种知识来源。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在就能理解米塞斯所贡献的米塞斯平稳度指数将不再仅仅贴有跨度百年的宏观指标这一标签的优势，因为通过基础材料的先验演绎，其蕴含的逻辑推论是强韧的，数据质量是可信的，完全不同于那些逻辑不明、数据含混所构筑后视镜偏差式的方法论。

普通人看一颗松果就是一颗松果，具有“势与迂回”思想的人从一颗松果看到一棵松树、一片松林。但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远，一棵形成巨大树冠的松树大约有1000颗松果，一公顷的松林有百万级别的松果，借助与松果（工具）与野火、风向、水流（机会）造就了地球上最多的植被，一个种群长久的存在，而存在是最大的理性，这就是我们从自然中感悟到的。而经济或投资生态与森林生态类似，我对找到投资的生存之道抱有很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