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通胀不会是短期现象，预案比预测重要|通胀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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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济评论》管涛：通胀不会是短期现象，预案比预测重要（缩略版）

　　国际经济评论

　　编者按：2022年1月6日，《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召开“全球低通胀环境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研讨会。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国际供应链，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发达国家复苏比发展中国家快，发达国家又是需求恢复得比供给快，所以本轮通胀来势凶猛。在后疫情时期，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隐患、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市场垄断格局的强化以及碳中和的因素，可能推动全球通胀中枢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但货币政策收紧的上限受到疫情后债务大幅飙升的制约，不能完全充分地被用来应对通胀压力，预案比预测重要。

　　通胀不会是短期现象，预案比预测重要

　　作者简介：管涛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一、这次通胀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发达国家快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内部需求的恢复远快于供给，所以本轮通胀来势凶猛。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1月的经济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5%，2022年也有4.1%的增长预期，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2015-2019年均值3.4%的水平，虽然两年或三年复合平均增速不快，但从当年增速来看依然是正产出缺口的状态。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会回落到4%以下，大概在2015-2019年的均值附近。因此，通胀短期内不会消退，特别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消费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恢复要快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现在更怕的是，通胀预期的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以及劳动力工资上涨与通胀上升形成螺旋式上升，引发中长期通胀预期脱锚。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干扰，尤其是国际供应链的中断。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发展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尽管也会抑制需求的扩张，但总体上对需求的影响要小于对供给的影响，供需缺口仍然是供不应求。前期由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得当，再加上工业体系比较完备，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出口比较强劲。但中国本身独木难支，全球范围来看，欧美的需求复苏远快于供给，供给单靠中国难以弥补。中国最近几个月出口价格指数上涨，进一步反映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的情况下，全球范围内的供需矛盾比较大。

　　二、需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效应

　　其一，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隐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因为只有货币超发，没有供给冲击，流动性都被资本市场吸收，所以没有表现为通胀压力。但这次既有货币超发又有供给冲击，通胀便席卷而来。而且这轮货币超发比2008年速度更快、力度更大。全球范围内债务杠杆都有比较大的提升。大量流动性无非是三个去处：1）进入实体经济变成通货膨胀；2）进入金融市场变成资产泡沫；3）进入信贷市场变成僵尸企业贷款。不管是主动刺破泡沫还是被动刺破泡沫，都没有好前景，这是货币超发的一个隐患。

　　其二，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由于美国救助政策是大量向家庭发钱，稳住了需求，促进了经济复苏，但带来的后遗症则是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其不愿意返工。疫情带来的 “疤痕效应”也使得大家重新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对“疫情高危”职业和线下办公比较谨慎，在疫情结束后可能仍然会延续。现在美国失业率改善得很快，12月失业率已经降至3.9%，非常接近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但劳动参与率下降，不少适龄人口就业意愿降低，离开了劳动市场，这可能在疫情过后也不会立即改善，疫情暴发前美国劳动参与率就已经逐年缓慢下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该趋势。再叠加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短缺会加剧，这使得很多企业面临招工难、招工贵的情况，将进一步推升薪资上涨压力。

　　其三，供应链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有两方面需要考虑。一方面，重新思考国际分工。2018年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政治手段干预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初现。此次供应链危机让各国重新反思国际分工，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有了更多经济合理性。过去的全球化国际分工更多强调效率，现在要更多考虑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供应链碎片化，整体推高成本。另一方面，垄断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可能会加深。很多头部企业、大型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一定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强化市场垄断的格局，增强其市场定价能力，从而对消费者利益产生一定影响。

　　其四，私人资本支出的影响。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疫苗接种进程缓慢，政策应对空间也比较小，这种情况下生产经营活动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一些生产能力可能就永久性丧失了。而且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未来对气候危机的担心，都会增加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私人资本支出的增长。

　　还有一个跟新冠肺炎疫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能源问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就提倡发展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但在这次全球通胀中，能源因素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欧洲发生的能源危机，中国限电限产也与此有关。为了减少碳排放要压制传统能源的产出，并发展新能源，但新旧能源转换并非一蹴而就，衔接转化需要时间过渡。如果新能源尚未发展起来，供给端跟不上，传统产能又被压下去，便会造成能源供需结构失衡、价格及其波动上涨。另外，新能源革命将使得对锂、铜、钴、镍等金属需求剧增。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若按照计划全球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金属矿物的投入量需在2040年增加6倍。如果届时开采技术和产量的增长无法跟上激增的需求，那么就意味着这些金属价格将上涨，而且很有可能价格刚性强，易涨难跌。因此，双碳策略下绿色发展的技术实现路径对未来的通胀走势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三、通胀压力重现引发的反思

　　有些规律可能会迟到，但不一定会缺席。发达国家过去数十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带来通胀，曾经有讨论认为，货币数量与通胀关系不再成立，货币超发不一定产生通胀，比如现代货币理论（MMT）。但现在看来，美联储可能低估或忽视了通胀的风险。

　　另外值得反思的是此次危机的政策应对。在疫情发展初期，欧美国家对其影响明显低估且准备不足。本认为疫情会是短期冲击，美联储采取了火力全开、速战速决的方式，它的好处是迅速稳定了市场，特别是通过稳定金融市场稳定了信心，促进了经济的反弹恢复。但它带来的问题是，由于一开始的刺激力度比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演变又超乎预期，所以逼得美国不断加码政策，难以退出，进一步加剧了货币超发的力度，提高了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难度。原来信奉的是在无通胀背景下可以通过央行印钞给财政提供无限的融资，但现在通胀来了。以后这条路还能否走得通？对美国宏观调控是很大的挑战。

　　鉴于未来疫情发展和全球通胀演进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任何政策选择也都有利有弊，因此，预案比预测重要。从政策上应该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景做好应对预案，有备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