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负债端的演变、挑战及应对|商业银行_新浪财经

魏伟郭子睿陈骁

摘要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商业银行负债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了其中存款余额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和同业负债受到的影响，提出了商业银行的应对建议，并基于此探讨了未来货币政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商业银行负债主动负债工具金融科技货币政策

近年商业银行负债总量与结构的变化

（一）商业银行负债规模：增速普遍下滑，幅度有所分化

自2016年起，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监管趋严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负债增速整体呈下降趋势。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负债增速的下滑幅度有所分化。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小型银行负债增速降幅最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以下简称“国有大行”）负债增速降幅最小，股份制商业银行[2]（以下简称“股份制银行”）居中。

从各类型商业银行负债占比来看，2017年以来商业银行负债呈现向国有大行集中的趋势。国有大行负债占商业银行负债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末的35.4%提高到2019年末的39.2%。同期，股份制银行和小型银行负债占比均有所下降。商业银行负债的集中化趋势进一步凸显了国有大行在负债端的优势。

（二）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存款占比震荡下行，同业负债收缩明显

商业银行负债主要包括存款、同业负债、应付债券、向中央银行借款及其他负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存款和同业负债。

商业银行存款包括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财政存款等各类存款，以及银行收到的各类客户保证金。在央行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3资产负债表中，商业银行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通常用“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负债”来表示。2010—2019年，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负债同比增速除了在2015年和2016年两年有短暂上升外，其余时间均有所放缓，在全部负债中的占比也处于震荡下行态势。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国有大行和小型银行存款负债占全部负债的比重较高。

商业银行同业负债通常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两项相加来表示。近年，同业负债同比增速走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2012—2013年的放缓阶段、2014—2015年的迅速上升阶段、2016—2017年的急剧下降阶段及2018年以来的略有反弹阶段。从占比情况来看，同业负债在全部负债中的占比从2010年末的10.4%提高到2015年末的14.4%，又下降到2019年末的10.8%，且未来依然呈现出收缩态势。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股份制银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程度比其他类型银行更高。

商业银行应付债券包括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证、一般性金融债、二级资本债、可转债和次级债等。在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一般性金融债、二级资本债、可转债和次级债等用“债券发行”来表示。其他存款性公司债券发行量同比增速从2013年的12.3%上升到2015年的30%，又下降到2019年的9.8%。4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2019年股份制银行债券发行量占比最高，达17.5%；国有大行和小型银行的占比则不足10%。

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增速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且波动性较大。在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用“对中央银行负债”来表示。2010—2019年，其他存款性公司对中央银行负债在全部负债中的占比从0.6%提高到3.4%，其中2017年末曾达4.2%。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2019年末股份制银行对中央银行负债占比最高，达6.5%；国有大行为3.9%；小型银行为2%。

商业银行存款余额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0—2019年，商业银行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由20.2%下降至8.7%，存款余额增速大幅下滑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储蓄率震荡下行

人口老龄化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储蓄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当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消费倾向和储蓄行为都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当老年人口占比上升时，消费倾向会提高，储蓄倾向会下降。此外，随着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具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有时不得不减少劳动时间来照顾老人，甚至不得不为此牺牲工作时间或者放弃工作机会，其劳动收入将减少，从而使得储蓄率增长放缓甚至下降。

2011—2018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了4.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民总储蓄率下降了4.5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国民总储蓄率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压力将继续增大。

（二）资产价格上涨和信贷扩张，居民杠杆率攀升

2010—2019年，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从27.3%提高到55.8%。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主要是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信贷扩张两大因素引起的。资产价格上涨主要体现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由此带来住房相关贷款快速增长，推升了居民部门杠杆率。此外，信用卡、消费贷、分期贷及互联网信用贷等，助推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进一步上升。

（三）金融脱媒加剧，储蓄存款“搬家”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有着便捷、高收益的特点，在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与其收益率悬殊的情况下，部分活期存款甚至部分定期存款已被货币基金所替代。

此外，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的推动将促进资金向非银部门分流，带来储蓄存款“搬家”。2020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将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随着居民理财意识的增强、风险偏好的上升及直接融资效率的提高，将有更多居民储蓄通过公募基金或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渠道流向资本市场。

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受到的影响

（一）同业负债扩张期结束，各类型银行受影响程度不同

同业业务的兴起，是低利率环境和理财市场繁荣下商业银行套利的结果，促使金融业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同业负债的扩张，助长了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及金融业杠杆率水平的提高。因此，近年来在金融业去杠杆过程中，控制同业业务规模扩张被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导致同业负债呈现出增速放缓甚至收缩的趋势。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国有大行同业业务比重较小，减少同业负债的压力相对较小，受监管调整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不同城商行、农商行等同业业务占比差距较大，各银行受监管调整的影响有所不同；对于股份制银行而言，同业业务一度是其扩张资产负债表、赚取息差的重要手段，因此其同业负债占比普遍较高，受监管调整的影响也相对较大。

（二）同业理财监管趋严，同业存单刚兑被打破

1.同业理财监管趋严

作为表外资管产品，同业理财实际承担了两个职能，一个是正常的投资职能，另一个是通道职能。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同业业务的监管思路主要是去杠杆、去通道、防风险。其目的是缩短融资链条、鼓励资金脱虚向实。随着监管政策的密集出台，承担通道职能的同业理财迅速收缩。仅2017年一年时间，同业理财资金余额就从年初的59900亿元降至年底的32500亿元，占全部负债余额之比从20.6%下降至11%。

2.同业存单被纳入同业负债约束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同业存单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规定计入同业存单后的同业负债不得超过该银行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此举意味着银行通过同业负债（含同业存单）进行融资的比例开始受到约束，股份制银行管理负债结构的压力增大。

3.同业存单刚兑被打破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被依法接管，意味着同业市场的刚兑被打破。刚兑的打破会降低市场风险偏好，加大低评级同业存单的发行难度，使低评级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收缩、发行成本上升，从而推升中小型银行负债端融资成本。由于当前依然处于金融业去杠杆的下半场，监管工作还需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未来一段时间内同业业务出现较大扩张的可能性不大。

商业银行应对负债端挑战的建议

在负债端压力较大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应当以零售业务作为转型方向，加强负债管理。各银行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强化存款业务的基础性地位。强化存款业务的基础性地位是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手段。其关键在于打造优秀的零售业务，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渠道建设力度、提高营业网点服务水平、精准捕捉客户需求及提高客户管理精细化程度等。此外，还应在深耕客户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交叉业务，将产品和服务不断延伸，致力于通过更周到、更便捷的服务构建起长久、优质的客户群体，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

其二，综合运用主动负债工具。对于不同类型银行来说，主动负债工具担负的职能有所不同。对于低成本资金来源充足的银行而言，应将存款作为主要负债来源，将主动负债工具定位为管理流动性的手段；对于一般性存款吸收不足、对主动负债依赖性强的银行，应积极拓展主动负债渠道，保证主动负债来源平稳，同时加强杠杆率水平、期限错配程度管理以控制好整体风险。

其三，利用金融科技降本增效。金融科技的兴起，给商业银行负债端带来的便捷主要体现在提升获客能力、促进前台场景化、加强智能风控等方面。通过内嵌大数据技术的金融科技对海量银行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可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和偏好，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定制化、个性化金融服务，增强获客能力，夯实存款基础。金融科技能够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无处不在的银行服务入口，让金融服务融入到零售客户的生活和工作中，嵌入到不同场景之中，改善客户体验和提升满意度。

基于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变化的

货币政策路径选择

从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来看，存款成本的变化取决于存款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获取存款的渠道；对中央银行负债成本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同时，OMO利率又会影响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和债券发行成本。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笔者认为，为加强逆周期调节，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灵活性将得到更多体现，中央银行会优先选择降准和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主要原因有如下三个。

第一，在4月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一方面，中央银行将通过提供低成本资金，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支持力度，缓解商业银行利差缩小的压力；另一方面，存款利率是中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是潜在的政策工具，但需要综合评估疫情的冲击程度、物价的变化以及对汇率的影响方能使用。当前通胀水平显著高于1年期存款利率，如果进一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因此，预计中央银行对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将较为审慎。

第二，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从短期来看将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存在不确定性。2010年末，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负债占全部负债的比重为71%。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负债占比持续震荡下行，至2019年末已降到62%。各商业银行为了吸收居民存款，不得不上浮存款利率并优化服务流程。当前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即使上浮30%，收益率也低于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年化收益率。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如果存款基准利率进一步下调，从中长期来看会加速存款的流失，导致各商业银行加剧对存款的争夺，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未必会显著下降。

第三，相比存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MLF利率的下调空间更大。2015年10月至今，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2020年4月15日的1年期MLF利率为2.95%，二者之差较为显著。同时，1年期MLF利率也高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因此，MLF利率比存款基准利率的下调空间更大。目前我国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不仅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美国0%、欧盟1.0%、日本0.8%），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也属于较高水平（印尼5.5%、俄罗斯4.8%、印度3.0%）。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下调的空间也较大。

注：

1.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

2.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