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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佴 发自广州
2006 年12 月31 日，将是银监会《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办法》所要求国内银行资本金充足率达到8%的最后期限，而2006年11月，也是中国遵循WTO的承诺，全面开放银行业的最后期限，“2006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出现影响深刻的变局。”日前，巴曙松在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关于中国金融市场走向的演讲中表示，只有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才谈
得上战略，“战略就是选择，选择便是放弃，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金融机构，都必须在这场变局中作出判断，并找到自己的位置所在”。巴曙松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就中国金融市场下一步走势进行了分析。
《第一财经日报》：在刚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总理强调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我们要绝对的控股”，但是从长远看，合资金融机构中的外资方并不会满足于其低于25%的地位，而会要求控股地位，这是不是意味着在2006年里，外资独资银行及其控股的金融机构将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呢？下一轮外资银行的并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特点？
巴曙松：在过去的一年中，在主要城市里，外资金融机构增长的数量及速度都很明显，可以说远远地快于内资银行。其实从工商业这么多年的发展来看，先合资再独资这是一个趋势。许多工商企业早期也是通过合资的手段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我们会发现国内的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合资企业在减少，金融业同样会出现这一趋势。
金融业与普通工商业比，有其独特性，那就是属于高管制行业，准入条件严格、约束多。外资银行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他们更看重的是金融牌照的价值或者说是特许权的价值。所以在第一轮并购中，外资看中的并不完全是银行本身的质量，而是要购买特许权价值，这也是许多并购产生高溢价的原因。
但随着2006年11月的到来，外资银行将享受国民待遇，此时特许权的价值将会降低，这便意味着下一轮并购将以银行的本身价值为主要定价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针对四大行境外上市，你曾表示这是“花钱买机制”，但这种愿望在现实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冲突？
巴曙松：什么是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有着不同的定义的，但其本质就是对权利、利益、责任的分配，我国的金融机构当然也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两者的协调。
国有大银行的境外上市，其出发点绝不是因为缺钱，而是期望利用境外完善的上市公司平台提供的治理机制，进行相应的激励机制安排、或者其他类似的并购活动和适当的股权结构、融资结构的安排。这是因为，由于存在过严的审查、低效的资本市场、缺少专业的投资机构等问题，境内市场是无法为四大行提供解决方案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谈到8%的资本金充足率将会逼许多银行去面对业务转型的压力，你认为中资银行在金融创新上仍存在哪些障碍？
巴曙松：中国银行业现有的创新，其特点是基于逃避管制的创新多，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少；负债的创新多，资产的创新少；移制的创新多，本土的创新少。虽然从表面上看，本地银行近几年推出的产品甚至比在华的外资银行还要丰富些，但这是因为外资银行局限于各种约束，且政策不确定，外资银行并没有真正地“发力”。
制约中资银行金融创新的因素有以下几个：首先，中国目前的外汇市场，使外汇业务品种的创新大大地受到了限制，也使银行的金融产品承担极大的汇率风险。其次，监管理念不明确，加之监管体系分立，使创新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金融创新正日益向跨领域发展，跨不同市场的产品越来越多，协调工作难度加大，加之审批程度复杂，对于金融创新不是“法不禁既可”，而是“法不批准，不行”，这样对于金融从业者而言事后风险极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离资本金充足率达到8%的截止时间只有不到一年了，有多少银行会因无法达到标准而难逃一劫呢？
巴曙松：经过各银行的努力，如业务创新、发行次级债、增资扩股等，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75%的银行达到了这一标准，估计有二成多的银行届时将无法达到要求，但大规模的关闭是不太可能的，新一轮并购重组将是解决这些银行出路的主要手段。
这些银行将进行一次分化，有的将专注于本地业务，有的可以通过重组反而扩大经营区域，如徽商银行就是一个较典型的案例，它将原有的七家城市银行、九家城市信用社重组而成，其不仅扩大了资本金，同时加强了抗风险能力，但它也将面临如何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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