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就金融改革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原标题：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推动高质量发展 易纲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来源：金融时报

　　本报记者张末冬 张沛

　　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易纲在开场时表示，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针对经济金融运行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领导下，人民银行及时预调，主动作为。一是五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保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二是引导利率下行。2019年2月末，10年期国债收益率比去年年初下降了70多个基点，贷款利率也有所下行。三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箭齐发”，即在贷款投放、支持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工具方面加大了政策力度，金融部门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四是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五是有效稳定宏观杠杆率，管好社会总信用和货币的总闸门，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GDP的名义增速大体上相匹配。

　　展望2019年，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美经贸谈判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弱化，明确金融监管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稳定了市场预期。易纲表示，当然，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还有一定的下行压力，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挑战依然比较多。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未改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表述与去年相比少了“中性”。对此，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偏向宽松？

　　易纲回应称，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相比“稳健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简洁，但内涵没有改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易纲表示，今年的“松紧适度”，主要体现在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一致，这就是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稳健”也要求货币政策在结构上更加优化，即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最后，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同时兼顾国际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及外向型经济等方面。

　　易纲提醒，基于此，对稳健货币政策内涵的考虑，不要只看短期、单月的数据，而是要把货币信贷数据拉长周期来看，要看加权平均数，也要看时间序列上的移动平均数，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稳健货币政策内涵。

　　缓解小微民营融资问题效果显著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对此，外界也在关注，作为金融管理部门，央行接下来将出台哪些政策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又如何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让更多的小微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

　　对此，潘功胜回应称，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去年，这个问题开始显现之时，人民银行就按照“几家抬”的思路，长短结合、综合施策。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进行了逆周期调节，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各方政策合力方面，银保监会强化监管考核机制；财税政策支持方面，财政部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方面激励政策；在金融机构内部，则加大了政策安排和资源安排。同时，人民银行也牵头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修复民营企业融资功能。“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的改善。”潘功胜表示，目前反映出来的贷款数据，如贷款的数量、贷款的覆盖面都有大幅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也大幅度下降。在推出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工具后，对于改善市场上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氛围、提升风险偏好、改善社会融资环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人民银行今年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潘功胜表示，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二是完善普惠服务体系，大银行要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机制，下沉金融重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金融增长今年要达到30%。一些中小型银行要专注于小微和“三农”。同时，要督导金融机构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加大尽职免责落实力度。提高金融科技服务水平，提升客户获取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信贷投放能力。三是继续发挥“几家抬”的合力，包括金融监管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四是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包括继续发挥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的支持作用，支持优质的民营企业不断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同时，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五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同时，潘功胜强调，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要注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防止盲目支持、突击放贷，增强对未来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从风险溢价较高入手推动实际利率下降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降低实际利率，那么实际利率如何降低？易纲表示，降低实际利率的关键在于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而解决思路一个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个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假设通胀率较稳定，降低实际利率就是讨论如何降低名义利率。易纲解释道，事实上，从去年的货币政策取向来看，作为名义利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无风险利率一直在下行区间。例如，7天回购利率过去一年多时间一直下行；又如，被市场视为无风险利率基准的10年期国债利率去年以来下行了70多个基点，也就是说，从4%的水平下降到当下3.15%左右的水平。

　　“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易纲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其实是降低小微、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利率水平，而后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风险溢价较高，因此，解决实际利率问题的本质，是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

　　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易纲表示，主要是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第二个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还有降低费率，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可以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李克强总理要求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2018年初至今，央行一共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下调3.5个百分点。目前，银行业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11%左右，其中，农信社的法定准备金率最低可到6%至8%。易纲表示，存款准备金率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即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现在我们在逐步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他说。

　　易纲表示，从国际比较而言，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其实，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中国目前情况下，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1%，我们的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的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

　　“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易纲强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还有空间，但是这个空间相较于以前小很多，并且要考虑资产配置和风险问题。

　　汇率朝着市场方向走

　　汇率问题是本场记者会的热点之一。易纲说：“我们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我们汇率的形成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实际上，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供求为基础，市场决定汇率，在整个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市场要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汇率是朝着市场方向走。”

　　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会不会影响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易纲指出，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货币政策要以国内为主，实际上，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主要是价格和数量这些变量，汇率在国内的考虑里面应当是不占重要地位的。我们在国内的货币政策上，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多高，都是以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为主考虑的。”他说。

　　易纲也坦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存在对整个经济变量发生影响的问题，因此要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它是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上的弹性，对整个经济是有好处的。弹性的汇率，实际上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调节起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二是汇率稳定不代表汇率盯死了不动，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有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才能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我们绝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进行贸易摩擦工具的考虑，这是我们承诺绝对不这样做的。”易纲强调说。

　　同时，中国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努力和成果，是受到全世界公认的。易纲表示，从2015年开始，人民币由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在过去4年多的时间确实是有贬值的压力。但是中国的货币当局面对这个贬值压力，还是千方百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

　　“这个努力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和主要贸易伙伴在磋商过程中，还有专家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目共睹的。”易纲说。

　　就人民币汇率走势而言，易纲指出，预期越来越稳。他解释称：“经过这么多年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我们企业对人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习惯了，老百姓对这个弹性也很习惯了，市场上对风险的对冲工具也越来越多。”而在开放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要投资到中国市场，也要对投资的头寸进行套期保值。这些工具都越来越方便，交易量也越来越大，成本也相对变得比较适度。这样一个市场建设和中国开放的总的形势，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向市场决定的改革方向不断迈进。而且随着市场工具的增多和完善，人们的预期也越来越稳。

　　展望未来，易纲相信，人民币汇率会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变成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企业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将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心。

　　中美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易纲表示，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比如，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

　　易纲就这次中美双方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举了几个例子：“第一，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第二，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第三，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我们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这些重要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有记者提问，去年博鳌论坛上关于金融行业开放的时间表，是否会受到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影响。对此，易纲回应称：“去年习主席在博鳌做了重要的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中提出，要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这个重大措施的落地，习主席要求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我们坚定不移地落实这个时间表。去年4月，在博鳌我代表中国宣布了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对于11项具体措施的开放都有具体的时间。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1项措施，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了。其中有些有重要的进展，比如说标普公司已经获得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准入，比如美国运通的筹备申请已经获得批准等。”

　　易纲强调，应当比较理性地看待对外的经贸摩擦。“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决定的，这样我们受到的干扰就会比较少。我们相信，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所以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推进。”

　　我国收支结构在未来仍然会呈现基本平衡状态

　　“2018年，我国整体国际收支是基本平衡的，但是在国际收支结构方面，发生了一些特征性变化。”潘功胜说。

　　经常账户方面，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经常账户更趋平衡是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客观反映，是经济转型发展进入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居民收入提高、财富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

　　往后看，我国经常账户会保持在一个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一方面，我国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服务贸易逆差增速在收窄，并将会逐渐走向平稳。

　　资本项目方面，一是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业对外开放，我国仍然有比较大的潜力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二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纳入主要国际指数，未来几年，这一块还会增长很快。

　　综合分析，潘功胜认为，我国收支结构在未来仍然会呈现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另外，人民银行、外汇局将不断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之中的作用。

　　扩大开放和管控风险是2019年债券市场两项重点工作

　　潘功胜表示，扩大开放，管控风险，是2019年债券市场的两项重点工作，要争取做得比去年更好。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速度很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潘功胜介绍称，到去年末，我国债券市场总的余额是86万亿元，在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中排在第三位。去年，公司信用类债券占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是13%，成为企业仅次于信贷市场的第二大融资渠道。

　　中国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方面的步伐是比较快的。“我们为了方便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发行熊猫债和境外投资者投资交易中国的债券，完善了多项政策安排，包括投资渠道、税收、会计制度、资金汇兑、风险对冲等。”潘功胜说，彭博已经宣布，在4月1日要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彭博的综合债券指数，富时罗素公司等债券指数供应商也在积极评估。目前，熊猫债发行了大概2000多亿元，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总量大概是1.8万亿元，去年一年差不多增加了将近6000亿元。

　　总体来说，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很快，但总体水平不高，未来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债券占比大概只有2.3%左右。因此，潘功胜强调，下一步，债券市场一项主要的工作是继续稳妥推进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和交易中国的债券创造一个更加方便的良好市场环境。

　　关于债券市场违约，潘功胜称，2018年债券市场违约的确有所增加，但是违约企业的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是比较分散的，整个违约率也不高。到去年底，中国债券市场违约金额占整个市场比例是0.79%。在国际上，穆迪曾经发布过去几年国际债券市场的违约水平，在1.12到2.15之间。整体来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水平并不是很高。

　　同时，潘功胜指出，现在，有一些违约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纠正了债券市场的扭曲，有利于形成正常的投资文化、正常的价格，有利于债券市场资源配置。

　　“所以，2019年债券市场的风险问题，也是我们债券市场工作的一个重点工作。我们要按照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管控好债券市场的违约强度，完善违约债券处置市场和违约债券的处置制度。”潘功胜说。

　　票据套利只是个别现象

　　易纲在回应今年1月份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增长较快是否可能造成资金的空转和套利行为时表示，央行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并把结构性存款、票据贴现、票据贴现利率和结构性存款利率的利差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从结论来说，1月份数据增长较快含有季节性因素。要客观看待这个问题，需要和2月份、3月份的数据结合起来看。

　　而就在10日，央行公布了2月份的信贷数据。数据显示，2月份票据融资以及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合计减少1408亿元，而1月份票据融资创新高，增加总额达8946亿元。具体来看，2月份票据融资增加1695亿元（1月份为增加5160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3103亿元（1月份为增加3786亿元），同比多减3209亿元（1月份为多增2349亿元）。

　　易纲指出，央行仔细研究了结构性存款利率、票据贴现利率，以及中央银行对票据再贴现利率，得出了“没有大规模空转或套利”的结论。“有少数个别的银行和个别的客户，这些个别的现象不排除是存在的，但如果看平均值，看它整个发生的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对这一问题，潘功胜补充表示，票据融资数量增加，主要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票据融资期限较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一般是中小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所以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

　　他强调，前一段时间票据利率持续下行，所以企业通过票据融资的意愿也在增强。在广泛调研和充分分析之后，央行方面认为，关于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的套利行为属于个别存在，空间也非常有限。

　　“人民银行作为票据融资市场监管的部门之一，下一步，第一是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第二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务考核，发挥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防止有关行为的扭曲和风险的累积。”潘功胜强调。

　　推动金融科技在“守正、安全、普惠、开放”道路上行稳致远

　　“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兴起，为金融发展持续提供了创新的活力。党的十九大也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金融科技必将迎来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范一飞说，人民银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与监管体系建设，引导科技在金融领域合理运用，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范一飞表示，去年底，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0个省市启动了金融科技应用试点，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分析计划能力提供实践经验和相关经营借鉴。

　　一是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助力疏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针对银企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不精准、融资成本高等“痛点”，探索利用神经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优化信贷流程和客户评价模型，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提升信贷服务效率，推动融资审批更加自动化、产品营销更加网络化、风险识别更加智能化。

　　二是做好顶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惠民服务水平。针对信息系统多头连接、资金流与信息流割裂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开发API等技术，推动金融与民生领域信息系统总对总互联互通，实现金融在主要公共服务领域全覆盖，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是推动数据资源融合运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实体经济供需不足、群众办事难等问题，利用安全多方计算、标记化等技术，加强数据整合与深度运用，提升数据洞察能力，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金融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四是强化监管科技应用，提高金融风险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针对金融风险隐蔽性高、传染性强、传播快等问题，建立了中国特色金融风险科技管理机制，研发基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的监管平台和工具，提升风险探视感知和计划能力，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

　　他指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以监管促发展，总结试点成功经验，加快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持续健全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推动金融科技在“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

　　作为金融科技的一项应用，人民银行协调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等各方，从2017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移动支付便民工程。2018年，这个便民工程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国100个主要城市，并且取得重大突破。范一飞说，通过便民工程，银行业统一的APP“云闪付”初步建成，移动支付产品体系更趋多样化，现在已经覆盖公交、地铁、菜市场、超市等十大便民场景，应用规模大幅增大，人民群众的支付服务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2018年，商业银行共办理移动支付业务605.3亿笔，金额达到277.4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1.2%和36.7%。同时，港澳版的“云闪付”也已经顺利地推出，有效满足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需求。

　　范一飞称，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围绕服务民生改善，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供给结构、提高支付服务供给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便捷支付的需求。

　　第一，就是100个示范城市。今年，要把便民工程扩大到全国范围，包括县域及以下地区，来推动城乡支付服务融合发展，加快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提档升级，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继续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支付的便利化措施，既顺应大湾区消费者的现实金融服务需求，又为移动支付跨境使用积累经验。

　　第二，继续推动移动支付在衣食住行多领域广覆盖，将交通领域作为重点建设场景来抓，以移动支付助力交通领域降低社会成本，保障资金安全，提升出行体验。“我们各个地方的人民银行都可以结合实际，在其他领域，如医疗健康、高校园区等，再选择两到三个便民场景加快建设。”范一飞举例说。

　　第三，要在积极推进移动支付服务创新的同时，加强交易监测和风险识别，保障支付业务安全，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在延伸推广的时候，要做好现金支付以及移动支付相关产品的宣传和安全教育，培养正确的支付习惯，有效防范风险。

责任编辑：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