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 夏斌盛松成连平齐聚

　　2020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首日精彩回顾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2019年全球经济局势激荡变幻，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投资者如何应对纷乱变化？2020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再次吹响集结号，以“行稳致远——大国治理体系构建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齐聚夏斌、盛松成、连平等50余位国内外银行、证券、基金、保险、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探讨2020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的灰犀牛与黑天鹅、中国经济如何企稳再出发等重磅话题，并且分享全球资产配置策略以及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机会，为投资者指明方向。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国务院参事夏斌

　　夏斌：针对当前2020年经济形势及增长目标的分析，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归纳起来三种。一种是确保6的观点，认为抑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要，最突出的问题，要守住6的底线。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时认为如果我们财政状况很糟糕，我们就只能接受目前的增长速度，或者放弃6%的宏观目标。持这个观点的人同时认为，确确实实不要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高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基于经济预测模型分析，我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在6%以下，因此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经济真正的断崖式下跌的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并认为宏观政策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改革和政策调整上。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时不否认稳定增长的重要性，看到了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这两种观点，我也发现第三种观点认为，究竟与中国经济是否应保6似乎意义不大，我们既不应该把保6和大水漫灌对立起来，也不应该把保增长和促改革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在，但长期强刺激增长所遗留的风险也仍然在，中国经济仍然在稳增长、控风险、促改革之间寻求艰难平衡。

　　我个人是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我也相信国民经济实际运行政策会突出重点，但是总体看来肯定仍然是一组组合的政策，肯定是兼顾了稳定、改革、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全球金融负利率时代，各大央行纷纷扩表，全球已经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量的负债背景之下。2020年的全球增长可能低于2019年的增长，而处于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多年积累的系统性风险隐患正在精准拆弹的微妙阶段，如果完全基于经济模型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来决定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停止目前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通俗说停止适当的货币政策刺激，我认为是根本不现实的，因为这样一来不光连模型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不了，甚至会主动引爆危机的发生。因此，如果不采取守住风险底线的政策，不松点货币，光讲改革，讲挖掘新结构潜能，难道就能确保经济不出现断崖式下跌？

　　其实我们讲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到了2020年会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吗？我的前提就是不来点货币刺激，光讲改革行吗？同时，稳经济，确实是当前的大局，只有经济稳住了，社会稳住了，才能进一步改革开放，结构调整提供了基础与前提。但是当前的中国经济已经面对多年积累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相当严重，整个经济、社会处于风险的精准拆弹，而不敢轻易随市场机制大面积化解风险的微妙时期。这是大家所了解的国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再一味过分强调GDP的增速，并且由各省政府层层分解引导各地的增长目标，不考虑整顿前一个时期部分无序金融创新对近期增长带来的压力。比如说P2P的整顿，比如说一百亿影子银行的整顿等等。不考虑前期整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不考虑经济进一步下行内在的结构性压力，一而再，再而三迁就拖延结构改革，其结果不是加剧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就是提前折腾掉几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国民财富。因此，过去多年的实践证明，不形成一点压力，不倒逼改革，光靠多发货币，宽松的货币经济环境不会主动推动真正的改革。因此，强调稳经济，绝不能只是简单局限于货币财政的总量政策，而必须同时实行结构性改革政策。同时加快健全各项社会兜底的政策改革，同时精确精准拆弹，逐步暴露和释放金融风险，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真正能够行稳而致远。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专家们讨论的也很透，中央讲的很清楚，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什么，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趋势、目标、方针、重点任务，中央已经讲的很清楚了，都有布置了。作为我们经济政策研究者，市场分析者和投资者，以及一系列的微观主体，我们重点要关注什么。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要过分纠缠于GDP百分之几的预测分析上，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投资者和微观主体，尤其是微观主体而言，更不能简单停留于、满足于宏观经济学家的宏观总量分析而做出微观决策。我们企业中间，有很好的，也有日子很难过的现象。一边是一些企业亏损、破产，形势很糟，日子很难过。另外一边是一些企业的利润仍然是高增长，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形势很好。宏观专家，微观主体，市场投资分析者，不要仅停留于宏观经济学家的总量分析，原因是第一我们要看到实实在在中间的变化是很大的。

　　第二，我们微观主体，每个小的投资者，我们面对每年一百万亿级GDP产出的巨大经济体，东方不亮西方亮，投资者和微观主体的赚钱机会我认为总是有的，关键是要学会自己调整自己，保持定力，在竞争中胜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眼前关注什么，我认为要重点关注两件事。第一，要关注改革发展稳定的政策，具体含义一是要关注相关部门在落实中央方针政策中的具体措施，关注各个有关部门的各个措施。第二，要关注各政府部门具体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状况。我强调这点，并非让大家不重视宏观总量变量，而是想说现在总的方向、目标、方针、任务很明确，很好，但是到位的有能力的经济分析者绝不能局限于抠中央文件的提法、概念、词语的变化。我们经济学者不要扣文字简单的一个字、一个词的变化。不能局限于把今年的提法和往年提法的细微差异，作为经济分析的比较。更不能由此展开简单的经济推理。因为中央文件的内容针对的是全局，是一般，是趋势性的情况，而国内的具体经济运行是复杂的、多变的，具体体现在各个部门政策运行的结果中。因此在具体分析中政府各部门的政策执行，它的合力影响是对宏观经济目标任务而言，是积极的，还是打折扣的，甚至是消极的，这是我们要急需关注的。因为这样的事例太多了，这是需要我们急需关注的。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连平

　　连平：接下来我要讨论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是比较现实和具体的问题。有关资本市场如何更好对内开放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金融开放在2018年之后应该说步伐是明显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行业的开放，第二个是市场的开放。我们可以发现行业开放这方面力度尤其比较大。比如说金融机构的股权、持股的比例放的很开，基本没限了，银行等等都没限制，只有非常少的一点限制。在外资来中国设立金融机构也放开了，另外对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上的业务范围也在快速放开，所以在行业这方面的开放度是明显加大了。

　　这里我要提第一个问题是对外是开放了，但是我们对内是不是做到了能开放的都开放了呢？这是我们回过来也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就是银行业如何能够，是不是能够投资证券行业，银行投资证券公司，投资参股重组等等，证券行业的这些机构，主要是证券公司。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目前在对内开放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银行业的资源是十分丰沛的，客户资源也好，网络资源也好等等，这些其实跟证券公司都有很多合作，但是迄今为止，资本的合作，银行业的资本进入证券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银行业进入其他的行业行不行，有保险子公司，有信托子公司，有租赁子公司等等，最近这些年还出来了资产管理的子公司，理财的子公司，投资的子公司等等各种各样的子公司，非银行业的子公司都在出来，类型是相当多的。但是唯独银行的资本不能进入证券行业，不能收购兼并证券公司。大家想想看，这是不是证券行业这么多年来发展不够理想，总是觉得直接融资，尤其是股票融资市场，还有证券行业发展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银行业的资源丰沛，总资产银行业250万亿以上，银行业的资本在2018年要达到15万亿到16万亿，但是整个证券行业，证券公司的资本不到两万亿。

　　如果说，我们能够把银行业的资本5%投入到证券行业，比如收购、兼并、投资、设立证券公司等等，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给目前的证券的行业，就是证券公司的整个板块带来50%的净资产增加。是不是这样会促使我们整个证券行业，我们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会迅速力量增强，这个行业会壮大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中间既要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也要对内开放，要开放银行业，商业银行资本进入证券行业，可以投资设立证券公司，或者是参股、收购、兼并证券公司，这对于证券行业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这里要提出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点目前不能突破呢？障碍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里面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投资设立证券公司，非银金融机构等等，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是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我说实质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虽然在商业银行法中间这样明确规定了，但是我们看非银机构商业银行没有投资吗？没有拥有这些子公司吗。刚才我已经数了，有七八种子公司，其实都已经突破，它所突破的路径走的就是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那就说明法律不存在问题，关键还是政策。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突破？没有突破，这个限制继续还是严格放在那里，总是有考量的。我分析了一下，是不是有这样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个我想大家一定猜到了，风险。对于风险方面的担忧。商业银行拥有的资金大部分是吸收的公共存款，是存款人的资金。但是证券行业波动比较大，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种担心是持续存在的，不仅是国内，国际上也都存在，就是怕，不要让存款人的资金投到了股市之后，最后打水漂了。或者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快速波动之后，然后传染影响到商业银行，影响到本该稳定运行的银行体系，这是一个最大的担忧。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种担忧合理不合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忧已经是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从我们整个监管来看，2005年以后，监管对于整个银行业的框架的设计是越来越完善，对于风险的控制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尤其是对于银行业的资本投入到非银机构带来的风险，从政策制度的设计上来说，在不断锻造隔离栏和防火墙，监管不断趋严，而且非常明确，要求十分严格。

　　第二，从我们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也是自2005年以后，银行业在风险控制这块越来越加以重视，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整个银行体系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应该说使得风险管理的能力以及它的机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现在人们说到金融业，银行业总的体系控制风险，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个跟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是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银行在投入这些子公司资金的时候，用的并不是存款人的存款，是银行自己的资本。从商业银行目前的资本来看，毫无疑问属于全世界最靠前的这批银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点，中国商业银行的拨备水平在最近这些年，尽管不良水平有明显的上升，但是它的拨备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是全世界最充足的银行之一。所以运用资本和运用它的拨备来对冲可能出现的这些一定规模的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应该可以覆盖，不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从数量上来看的。

　　我们再看国际经验，国际上的大银行或者说银行系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这么多年来，总的来说比非银行系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运行要来的更平稳一些。因为毕竟它的背后有规模相对较大的商业银行在那里支撑着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一些著名投行最终也改制成为了商业银行，说明商业银行体系在控制风险方面有它的特点。还有一点很现实，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大银行旗下不是没有投资银行，不是没有证券公司，在海外都有了。时间长一点的像中银国际、交银国际都是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后面还有所有的大银行，还有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在海外拥有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

　　我们要问了，海外的风险大还是国内市场的风险大，我想可能很多人回答还是海外的风险相对就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在海外这些公司都可以经营，都是这些行业银行的总行在境内管理，为什么海外就不担心这个风险，国内的市场反而要更担心这个风险呢，我觉得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我们海外这批银行系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有不少经历过2008年到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都过来了，都还是比较平稳，说明商业银行管理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这项子公司，控制它的风险，保证它的平稳运行，总体来说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在风险这块，目前还是这样去考虑，没有多少理由，没有太多道理。如果在二十年之前有这个想法是可以的，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目前来看已经没有太多的必要了。这是一个对风险的考量。

　　第二个，垄断的担忧。银行系资本能够进入证券行业之后，拥有了这些子公司以后，可能过不了多久就把整个证券行业都给垄断了，把投资银行这个行业都给垄断了，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了。因为在监管上已经政策明确摆在那里，那就是一参一控，只能是参股一家控股一家，要想大面积拥有是不可能的，这个政策规定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它规范了商业银行对于其他的一些非银子公司的投入。这么多年下来，这些非银子公司，比如说信托行业、保险行业，哪一个被商业银行垄断了，给银行体系垄断了，都没有。他们只是为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积极的能量，有助于这些行业的做大，但是并没有对行业带来所谓垄断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垄断也是没有必要担忧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过程中间不断进行监管。

　　我总的观点，随着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行业方面的限制基本取消，对内非常重要的限制也应该把它取消，要解放思想。取消了以后，我相信对于证券行业的发展，对于证券公司的做大，投资银行的做大，使中国的投资银行也能走向国际，就像中国的银行在国际上的地位一样，能够提供很好的能量，持续不断增大这方面的支持。反过来说对商业银行体系也有好处，它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它的控制风险各方面来说也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渠道和方式。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

　　盛松成：最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超过6%。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来经济学界讨论的比较热的话题就是中国该不该保6。我在大半个月前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两天以后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我的见解。我觉得我国经济目前已达阶段底部，预计2019年GDP增速将不低于6.1%，甚至略高。所谓略高，那就是6.2%。可能并不存在保不保6的问题，重要的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全社会积极性，提升长期潜在生产率，这是我在大半个月前的原文。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积极信号。二、西方潜在产出理论离中国实际较远。三、政策落地、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将平稳增长。

　　首先多项经济指标显示工业生产明显加快。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官方制造业PMI，也就是国家统计局做的。一个是财新PMI。官方制造业12月份的PMI是50.2%，与上个月持平，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分项指标当中生产、出厂价格指标都是很重要的，比上个月上升了0.6个和1.9个百分点。还有比如说订单指数，新订单指数，出口订单指数，这些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发展，新订单指数已经连续两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表明着制造业生产持续扩张，市场需求继续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再看财新，财新PMI51.5%，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尽管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它是结束了连续五个月的回升，也就是说它已经连续五个月回升了，不可能永远回升下去。这一个月下跌了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分析它的里面分项指数，表明企业家信心有所恢复，预期需求将进一步改善。财新指数和国家统计局做指数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国家统计局做的指数是包括了大中小微企业，而且样本比较多，有四五千个。财新指数它的样本相对比较少，大概是国家统计局的10%多一点，而且主要是小微企业和出口型企业。所以我们应该把两个指数加在一起同时分析，说明小微企业、出口型企业信心也已经有所恢复。

　　还有两个指数，一个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指数，还有一个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速。有一段时间经济不怎么好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而11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升到6.2%，比上个月大幅提高了1.5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中分成很多行业类别，41个大类当中，33个行业增速是比上个月有所加快的，同时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由负转正，10月份的时候是负9.9，11月份一下子到了5.4，说明经济在底部区间运行。

　　接着看投资，投资增速达到了历史低点，高技术投资增速比较高。我们去年的1到11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是5.2%，是什么概念呢？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速，是最近25年到27年当中最低的投资增速。投资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是基建投资，一个是制造业投资，一个是房地产投资。这三个投资大概占了整个投资的85%左右，所以这三个投资就很能反映问题。这三个投资的增速1-11月份都比1-10月份还低0.1到0.2个百分点，说明什么？说明一句话，我觉得叫跌无可跌。我不相信我们的投资还会继续下跌，所以我始终坚持经济已经达到底部区间。

　　但是尽管我们的投资增速这么低，高技术投资的增速却很高。1到11月份，我国高技术投资增速达到14.1%，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9个百分点，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投资结构改善，经济转型升级，实际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我们现在国家正处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转型发展过程当中会碰到很多问题。传统的产业还在，但是发展的比较慢，投资也比较少，而高技术产业很快在发展。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五年以后高技术投资的行业可能占整个行业30%以上，十年以后可能占50%以上，这时候我们基本完成了转型升级换代的过程。现在高技术行业的投资已经几乎占了整个投资的六分之一，16.1%，以前没有那么高，就是因为最近几年高技术投资特别快。

　　同时，有一个文件可能一般人注意的不多，去年11月份，国家发改委等15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很重要，首先说明了现代服务业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说明了现代服务业并不都是虚拟产业。制造业的高度发展、深度发展、先进发展是离不开服务业的。我用的是华为手机，华为手机大家一定知道是制造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属于二产。但是大家知道吗？华为的真正竞争力并不是它的制造业，而是它的科研能力，它的研发，它的品牌，单单在上海，华为的一个科研基地据说就有一万两千个人，而科研研发品牌等等，就是属于现代服务业。所以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这样一来以后我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共同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平稳。

　　接着讲消费。我觉得居民的消费边际改善，在边际上逐渐在改善。尽管改善的幅度不是特别快，减税将促进居民消费，从去年开始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减税4426亿元，累计人均减税1764元，减税效果会持续显现。因为减税实际上就是促进消费。这里减税是指个人减税，所以减税效果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显现。

　　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比上个月提高0.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提高，目前服务业消费已经超过居民消费支出的50%，居民人均服务业消费的增长超过10%，综合考虑服务消费和实物消费增速超过9%。随着收入提高以后，经济发展以后，马上人均GDP要超过一万美金，大家都知道到去年，如果以人民币计算GDP总量，大概在一百万亿左右，人均GDP会达到或者超过一万美金。

　　随着收入增长以后，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的重点一定会发展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就是向服务业方向发展。服务业是没底的，比如说在美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超过80%，如果服务业是虚拟经济的话，那美国怎么称霸呢？所以我始终很长时间来，我都坚持要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如果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做的好，完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我们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可能的一定幅度的下降。

　　接着让我们看全球，中美一阶段协议达成，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下降。从目前中美经贸谈判的进展看，对外贸易的下行也几乎见底。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下降，尽管美、日、欧的制造业PMI仍然位于荣枯线以下，但是最近几个月有所回升。12月份欧元区PMI是46.3%，为8月以来次高。日本为48.8，为9月以来次高。而11月美国非农就业大增26.6万，失业率3.5%，再创半个世纪新低。不管美国、欧洲、日本，但是最近几个月开始朝上走了，说明世界经济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糟糕。不好说它复苏，但是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次，也就是说对我们的对外贸易是有利条件的。

　　2019年11月份，因为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分成M0、M1、M2。一般我们重视的是M2，但是实际上M1很重要，我建议大家要高度关注M1。我们的M1，11月份同比增长3.5%，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2个百分点。M1当中绝大多数是企业的活期存款，现在M1大概56万亿多一点，现金7万亿多一点。也就是说有49万亿是企业的活期存款，如果M1高意味着企业的流动性比较充裕，说明企业的经营生产状况相对比较好。

　　最后，政策落地、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将平稳发展。我当时提出，就是2019年GDP的增速可能会超过6.1%或者6.1%，或者6.2%。今年2020年6.0%或者6.1%，有人来问我，你的依据是什么。实际上我形成这个概念已经至少有一个多月了，简单说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叫跌无可跌，无论是投资、消费、进出口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大家都知道已经是跌无可跌了。第二句话叫政策落地，我们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进。第三句话，改革推动。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也在逐渐推动，当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是它能够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这就是政策，最近央行宣布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释放资金大概是八千亿元，这就是政策。同时，更重要的是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和技术进步，将有望使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力，提高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12月2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意见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这就是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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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