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振：浪里行舟写春秋

　　陈庆振：浪里行舟写春秋

　　20世纪90年代，陈庆振等人创办的科海已成长为拥有700多名员工、5个合资企业、33个子公司、11个京外公司、2个工厂、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培训中心的大型企业集团。

　　文 胡玉枝（北京）

　　四十年弹指间，如流水般逝去，那些定格在记忆深处的印记，时而会跳跃出来，将思绪带回到那个场景。中关村一个时代的标记，一个未来的展示。

　　最深的印象是八十年代初的农贸市场，和路两边粗壮的大杨树。浓绿的杨树叶在风中哗啦啦地舞动，偶尔几只绿蝴蝶从树上飘落下来，让那份浓厚的绿意，平添了几分童话的意境。还有长征食堂，总是食客满堂。

　　后来这里变得热闹起来，成了电子一条街，尤其是那个丁字路口，农贸市场和长征食堂都变成卖电脑电子产品的了。当时还是懵懂的学生，并不知这里的巨变，有着一代先驱者的艰辛开拓，令人敬仰。其中最显眼的，是路边的科海和四通，牌子特别大。而今才知道，当初的科海可谓敢为天下先，其创始人陈庆振，更是一个传奇。

　　落满尘埃的档案

　　看着清瘦的陈庆振先生，笑意中眼睛成了一道缝，温和可亲如邻家大伯，很难想象他就是叱咤风云的中关村拓荒者，科海创始人，但是从他锋利的目光和儒雅的谈吐中，能感受到他的非凡智慧和敏锐的思想。说起当初，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陈庆振1965年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第十一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这个科室是承担国家651任务，也就是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科研攻关任务的科室。陈庆振分到这里没多久，就随所有刚分来的大学生一起，由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带队，到山西运城去进行社教。

　　一年后，陈庆振回到物理所，接手了新的科研任务。就在这一科研任务告一段落时，珍宝岛战役爆发了。当时他的夫人，在二机部第一设计院工作，珍宝岛战役时，很多国防单位南迁。根据当时的规定，陈庆振可以随夫人调往二机部，随单位南迁。但是作为课题组的重要研究人员，陈庆振没能随夫人马上调走。由此，他开始和夫人两地分居，那时他只有将北京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给夫人，聊以慰藉。

　　没多久，院系调整，成立了空间研究院，物理所一部分人员并入其中。当时物理所管国防档案的人，并进了空间研究院，国防档案没人接管。而此时的陈庆振，正因夫人随单位南迁，心无所系，不想接手新的课题，担心接了新课题后更走不了了。于是，他被调到科技处，管理技术档案室。

　　就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心绪和调动，掀开了中科院、中关村、民营企业的面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为了尽快投入工作，掌握档案情况，陈庆振将所有的档案大致浏览了一遍。当他打开国防档案的柜子后，翻了一下那些落了灰尘的国防档案，不禁惊叹道：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至今，那种无法描述的痛惜，依然清晰地在陈庆振心中翻涌。那些尘封的高科研技术，都是国防前沿所需用的，都是当时中国要从国外购买，而又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却被高阁在档案室，落了灰尘。

　　正直的陈庆振认为，这是很不对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受制于人，另一方面明明有技术却被束之高阁。陈庆振坐不住了，他跑到科学院计划局的成果处，希望这些技术能够被推广应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些是由国防科工委管的，科学院无权动用，这有一套严格的规定。陈庆振又找到计委的科技局、经委的科技局，希望共同研究如何将这些尘封的档案推广使用起来。最后，由国家计委出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经委、计委、教委、中科院等几个部门一起座谈。结果各个部门想法不同、标准不一样，开了几次会，都无法形成统一的决定，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陈庆振并不甘心，他觉得很窝囊，在他看来这是天大的事情，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于是，他就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写了一篇《成果推广为何这么难》的文章，很快得到了呼应。中国科学院其他院所的人，也陆续发表文章，响应陈庆振的呼吁。

　　可是这些呼声和呐喊，终因当时的情形，而不了了之。虽然这件事情被搁置了，但是档案室里堆得比人都高的科研档案，深深地触动了科研人员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让陈振庆有了更多的思索和行动：让这些科研成果从圣坛走下来，走进百姓家。

　　二十三个字的挂牌中心

　　时光如梭，岁月在陈庆振为科研成果转化奔走中，走进了七十年代末。一缕春风吹来，吹皱了一池春水，万物复苏。象牙塔顶端的中国科学院，也走进了春天，尽管当时乍暖还寒，但毕竟已有绿意萌生。

　　进入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为了积极响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落实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1982年，中科院在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次成果展览会，向中央和大众展示科学院的应用成果。

　　这次成果展览会后，中科院将如何有效推广应用成果，并让其真正为国民经济服务正式提上日程。由于此前陈庆振一直为成果转化到处奔走，所以他作为代表出席了科学院成果推广的调研。经过几次调研，科学院决定成立一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推广中心。

　　一听说要成立推广中心，院部机关的有些同志希望建立一个局级编制，陈庆振和部分研究所的同事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将这些鉴定过的成果，放在成果处。成果处两块牌子，一块是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成果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科学院新技术推广中心；一套班子，由处长兼主任，副处长兼副主任，然后从研究院里找一些做推广的工作人员。这个建议被中科院的领导采纳了，推广中心就放在了成果处。

　　推广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北京建立一个合作推广机构。

　　此时中科院的领导也认为与地方合作，有助于更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有助于推进科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和海淀区政府，经过相当一段的磋商和调查研究，最后决定建立联合开发中心。于是，1983年5月4日，在四青乡礼堂举行成立大会，联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开发部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

　　陈庆振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分管科技成果，管理科技档案的一名业务工作者，参与了这个中心成立前的若干次调研座谈会。

　　可别小看这二十三个字的名字，其内涵意义是很深的。其中的“中国科学院开发部”是指中科院下属机构“中国科学院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 意思是这个开发中心，只是服务部与海淀区政府合办的。 科海壮大以后，“开发部”三个字才取消。

　　其实科海初期，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司，因为大家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公司，怎么能办出公司来？当时根据中科院和海淀区联合协议规定，上级给科海公司定下的宗旨是：充分发挥科学院在技术、智力上的优势和海淀区的有利条件，把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改变海淀区工业产品结构，促进新产业发展；办中心的形式，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采用由管理委员会管理的模式。

　　科技成果落地开花

　　自此，科海就算成立了，办公地点就在畅春园边上的三间平房里，是当时的海淀公社借给科海的。最初只有七个人，他们都是科海的创始人，也是中科院乃至中国“停薪留职”的开创者。他们一心想把科学院的成果尽快推广到社会上去，把科学技术变成商品。他们经常加班没有加班费，但谁也不计较。

　　刚开始工作时，陈庆振脑子里没想那么复杂，就认为物理所里有这么多珍贵的科技档案，那么科学院所有的所里都应该有，全国其他单位肯定也有，成果推广这件事应该做也必须做。如果能把这些能量都释放出来，对国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但是究竟怎么做，他也不知道，心里一点儿谱儿都没有。

　　的确，陈庆振从对经商一窍不通的科研人员转变成商人，经历很多难以想象的艰难。科海最初，可谓屡战屡败。

　　科海起步时资金十分困难，是海淀区政府从农业银行贷出10万元钱借给科海，这笔钱是海淀区菜篮子工程的蔬菜基金。这是冒风险的，当年计划经济专款专用，擅自挪用资金是要受处分的。1984年科海头一次分红，科海管理委员会决定拿出40多万元的利润，分给中科院和海淀区政府，并把这笔蔬菜基金还给海淀区政府。

　　后来，陈庆振在经营中发现上交的税率太重，企业无法发展和开发新产品。中关村早期的科技企业享受知青社免税待遇的政策，从而使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在区政府的帮助下，科海也享受了知青社待遇，因此度过了当初的难关。

　　最初的科海就是每年等中科院成果鉴定完之后，陈庆振左手一个成果本，右手一个海淀区工厂花名册，然后把看起来对口的项目促合在一起。但是，这样的方式成功率很低，十个成不了一两个。

　　科技人员跟他抱怨，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工厂的工人连欧姆定律、中和反应都不懂，怎么搞精细化工；工厂的人也跟他说，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就是掌握不了，是不是科技人员看不起工人，认为工人没文化，所以藏着一手？弄出了人造大理石，被面包房烤熟了的笑话。

　　经过多个案例的分析研究，陈庆振终于弄清楚了：一方面是中科院的成果绝大部分不成熟，没有做中间实验，没有做工艺研究、工程设计；另一方面是吸收消化接收中科院成果的都是社办工厂，人员技术能力太低。因此，陈庆振提出办中间试验厂，把中科院的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熟化科研成果，像个漂亮的商品再向外界转让。然后再对接收科研成果的企业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强化技术培训，扶上马送一程。

　　陈庆振把这样的方式形象地比喻成：把鸡蛋拿来，先孵出小鸡，再拿到企业的大鸡场里去养殖；把种子放在他们这里培育成秧苗，再拿到地里去栽种。

　　例如，压力传感器是科学院的一项技术密集型成果，海淀区的社队企业需要这项产品，但又不懂技术，也不了解市场。中间实验厂在熟化压力传感器这个成果的同时，还调查了市场需求，然后就让社队派人来学习，把熟化了的技术和市场需求带回去办厂，这样“小鸡”就孵了出来。

　　陈庆振建立中间试验厂，对科学院的成果进行二次开发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秘书长顾以健的支持。由于建立中间试验厂需要购买设备，建立孵化场所，他打报告向院里申请二十万元经费。没想到顾以健看完之后，在后面又加了五万元。这可是中科院从来没过的事，那时候申请个经费，历来都是多要少给，像这样少要多给的事，史无前例。其所承载的意义，不言而喻。

　　之后，声学所最先把油掺水的乳化技术，交给科海，将这项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并向鞍钢推广。科海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中间试验厂把这项技术进行熟化。技术熟化后，陈庆振说服鞍钢用试剂炉去试验。试验成功了，鞍钢给出的数据显示：实现节油8%。1989年，这项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一等奖。使用这项技术后，几个大炼钢厂一年节约的油费就达上亿元。最后这项技术遍地开花，成为许多行业的一项通用技术。

　　此后，科海与447厂联合开发的大型线切割机床和四坐标三联自动火焰切割机，1986年通过了兵器工业部、国家机械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联合鉴定，获得中科院重大成果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向包头第二机械厂成功转让。

　　中间试验厂的建立，使得科海在成果转化方面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一大批改善落后生产面貌、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源源不断地推广向各行各业。

　　1984年到1986年这三年，科海向海淀区社队企业成功推广科技成果32项，协助海淀区办起了9个小型工厂。当时已创产值390多万元，解决了300多人的就业问题。

　　到1993年，十年间，科海开发、转让、推广了250多项科技成果，累计完成经营额12亿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科海，已经成为拥有700多名员工、5个合资企业、33个子公司、11个京外公司、2个工厂、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培训中心的大型企业集团。

　　此时的科海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期。

　　转身民协起浪花

　　1994年，陈庆振从事业的巅峰退了下来。回首十载商海沉浮，让他感慨良多，其中的酸甜苦辣，个中况味只有自知。

　　间歇下来的陈庆振，终于有时间回老家看看了。可每次看到燃烧麦秸，弥漫的烟雾，将整个的麦田笼住，他都会痛心那些浪费掉的资源。

　　1997年麦收时，陈庆振再次看到了老家麦田里，燃烧的麦秸，浓烟滚滚。他下决心：利用这些废物来为农村做点事。

　　经过调研之后，陈庆振打算将秸秆变成资源，发展秸秆产业。1998年4月，陈庆振正式申请成立了民营科技事业机构——北京益农技术研究院，并出任院长。研究院第一个项目就是把秸秆粉碎成粉状，做成可降解的餐盒。科技部对该成果予以肯定，长江商务局等买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合作意愿。

　　一切就绪，陈庆振的秸秆产业研究正待蓄势勃发，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情，始料不及地落在陈庆振头上，他不得已放弃了大有前景的秸秆产业。

　　原来1998年，中国民协秘书处出了问题，协会领导和理事企业家迫切希望秘书处尽快更换调整。这个消息，其实陈庆振早听说了，当时他从科海一线退下来，就有人找过他，想让他接管中国民协，但是他没有同意。

　　当年5月的一天，部分企业家在四通开会，短信通知陈庆振去参会。陈庆振料想到他们会让他掌管民协日常工作，就没去。会后，他们再次打他电话，要求大家聚聚，晚上一起吃饭。等陈庆振坐在饭桌上，才发现他们早已预谋好了，一致选举他为中国民协的秘书长。

　　陈振庆当时想：既然朋友们看得起他，他决定到民协就任一个月，收拾残局之后，再离开。6月18日，在全国工商联会议室里，中国民协召开理事会，推举陈庆振出任中国民协秘书长。签字的时候，陈庆振在“秘书长”的职务前面，谨慎地写上个“代”字，“我不能做秘书长，否则我就走不了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13年。

　　当陈庆振一进民协才发现，原来的秘书班子把民协所有的东西，都用大卡车拉走了，档案、设备都带走了，连公章都没留下。陈庆振一切重头开始，一步步地接手民协，一年后，民协的工作才基本理清。

　　之后，首先是重新树立中国民协的形象，他“约法三章”：不准以协会名义搞“创收”，不准任何协会工作人员向企业索要，不准做任何与协会宗旨相背的事。其次是用实际行动给民营企业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

　　陈庆振把支持政策理论研究作为协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长抓不懈。1998年秋冬，协会组成了由资深专家于维栋带领的调研组赴全国各地调研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情况，历时一个半月，调研了12个省市，写成《十二省民营科技企业调查报告》。得到中央和地方的一致认可，并促进和扶持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陈庆振对于企业家遇到的各种困难都伸出援手，企业遇到打官司、困难的事儿都找他，对老同志的经历他都感同身受，不管现在健在的，还是故去的，都能够感觉到陈庆振的厚之以礼、待之以仁。他不是系铃人，却是解铃人。陈庆振身边的老朋友，最了解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民营科技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戴晓钟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其弥留之际，陈庆振与常务副秘书长楼滨龙、副秘书长彭树堂亲自看望。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第一人陈春先与世长辞，作为中科院的同事，又是几乎同时走出到中关村创业的战友，陈庆振献上哀思，率中国民协全体同仁为先驱者送行。原中国民协第一副理事长张永明含冤辞世，陈庆振更是尽心解难，为其奔走。田志强、华贻芳又先后辞世，对这两位刚正不阿的老朋友，陈庆振由衷扼腕不已。特别是中国民协第一任秘书长、泰山研究院原秘书长华贻芳，一生际遇坎坷，却对民营科技事业执著追求。逢年过节，陈庆振必做的事之一就是去看望华贻芳的家人。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陈庆振说，有一些曾经为改革开放、为国家经济做了很多贡献的人，年老体衰退位了，没人看没人管了。但是对于这些做过历史贡献的人，我们都不会忘记，企业家也不会忘记。

　　这就是，陈庆振做中国民协秘书长，得到了所有企业家支持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