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粉房琉璃街和北沟沿胡同
会馆一条街——粉房琉璃街上的梁启超故居
□董夏 青青 撰文／摄影
北京宣武门外的粉房琉璃街，是明清各省会馆的聚集之地，这里驻有广东、江西、安徽、河南、山西等八省十多所会馆。前清晚期，正是中国科举考试回光返照的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黄金梦，中了蛊似的从全国乡镇村野的各个角落，碰磕跌撞地一头栽进北京城。那些为接待同乡、同行而开的会馆，也因会试大军的不断壮大而一再扩添。
时间满不在乎地移动着历史棋盘上的“车马”、“小卒”，整局历史的走势便陡然峰回路转。昔日像锅煲沸了的浓汤一般色香味俱全的会馆一条街———粉房琉璃街，早已在岁月的饭桌上晾馊了，雕梁画栋的派头也已无人买账。这里的屋，和住在屋里的人，还有谁记得新会会馆，记得那个人虽安稳地住在这条街上，思想却在偌大的北京城横冲直撞的年轻举人梁启超？
一
粉房琉璃街北起骡马大街，南至南横东街，全长不过两里地，街面的宽度与北京普通的胡同并无两样。梁启超故居，就坐落在粉房琉璃街115号。
出了会馆大门向南就是南横东街，顺着南横东街往西，走不了一站路便是康有为居住过的米市胡同和孙中山居住过的朱朝街。南横东街像一条粗麻绳，在粉房琉璃街与米市胡同、朱朝街的交汇处打了三个结，拴紧了三个曾经左右中国历史走向的广东人。
据北京旅游局白鹤群先生《粉房琉璃街新会会馆》文中记载，“新会会馆东西长53米，南北宽40米，会馆大门朝东，由东院、中院和西院三个小院组成，有50间房子，其中瓦房47间，灰房三间，是宣武门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为何，新会会馆并未挂牌保护。
梁启超“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期间，就居住在中院的三间北房里。整个会馆一条街，在多数的会馆里还能咂摸到原汁原味，唯独梁启超的故居早已被大卸八块，再也尝不到这出大菜刚出锅时的味道了。
当我在老房子里四处观瞻时，一位老大妈突然在屋子里探出头说：“这里每天都有人来转悠。梁启超当年住过的房子，就是门前长着大树的那座。不过，这院子里的房子几乎全翻盖过，除了地基是老的其他全是新的。”
梁启超故宅门前的那棵老杨树，又粗又壮，像个急于护雏的老母鸡把院子搂了个严实，房子堵在新搭建的小房中，憋得面目狰狞。从前面根本无法打量其面貌，绕到后面，可以看到其大体轮廓，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青砖灰瓦的民居建筑。不知这几间房还能否听辨出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的步履声。
梁启超在世时，一生离不开新学、新人、新事、新文化、新知识。当他死后，过去跟随过他的一些旧东西，也把他的脾气学到了三分神似，只顾手忙脚乱地改换行头。
善变，是梁启超与生俱来的特质。
二
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以一场屈辱的战争———鸦片战争、一个屈辱的条约———《南京条约》为发端的。梁启超如同一棵树，一生围绕“忧患”的主干扩展年轮。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曾国藩死后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十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的33年、普法战争刚过三年、意大利建国的岁日。灭亡的坏血和新生的血细胞拧成一股稠血，同时挤入历史张开的心室。
梁启超4岁读书，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不仅被乡人扣上了“神童”的大帽子，还顺手牵走了一份完满的姻缘：乡试中举时，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被少年梁启超的才学所征服，当即把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李惠仙，京城京兆公李朝仪的千金，是大家闺秀。这个偏远村野走出来的青年，少年得志，又有了京官背景，命运醉醺醺地给梁启超斟上满满一海碗美酒，只等他痛快地一饮而尽。
然而，正当梁启超大摇大摆地晃荡在中国读书人奋斗的老路子上时，比梁启超大15岁的康有为正从香港游历归来，在西樵山上急急忙忙地搭建翻修社会的脚手架。
被时人疑为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一开始便正儿八经地一屁股坐在了救世主的躺椅上，他把旧学根基扎进了他所学所见的西学知识，嫁接出“救世”的大忧大愤。梁启超怔在康有为这棵结出畸形却有着比火的滋味还暴烈的果子的树前，毅然决然地放下举人的架子，跟着这个秀才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救国之术。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像一座精准的显微镜，梁启超被康有为推搡着，把清廷这座姿态依旧坚挺的宫殿上的裂缝看得愈发清楚。
康梁之间，亦师亦友，有分有合，康有为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则以多变善变应不变，两人在上个世纪之交举起了维新变法的火把，大批仁人志士借着那一缕惨淡的光亮，不顾生死地挖凿，最终使这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在冰雪中坍塌。
梁启超与清王朝的公开叫板，是从“公车上书”开始的。
三
1894年3月，乍暖还寒。梁启超携夫人李惠仙第三次来到北京，准备第二年的会试，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
这一年是甲午海战炮声隆隆的一年，也是满朝文武、举国上下争相比试谁马屁拍得更响的一年。为了给慈禧太后过60岁生日，一个寿辰庆典就挥霍掉了这个国家一年国库总收入的一半。
第二年春天，梁启超随康有为进京参加会试，他依旧住进了新会会馆。此时，北洋海军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口被日军攻占，京师门户洞开，朝廷上下一片混乱。4月15日，关于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白银的电报传到北京，犹如一个抛向举子的大马蜂窝。梁启超一把戴上急先锋的肩章，联合广东、湖南两省一百多名举人，率先上书都察院。梁启超力言不能割让台湾的呼声，像一匹引出狼群的头狼的嘶嚎，福建、四川、江西、台湾、贵州、直隶、山东、山西、云南、河南等省的举人紧随其后举行上书请愿活动。
康有为见“士气可用”，随即写下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抗战、变法。
梁启超拿着南海先生所作，自己用36个小时誊写的《上皇帝书》，连日到达智桥松筠庵的谏草堂，在18省1300名举人当中传阅讨论。5月2日，梁启超又发动了更加声势浩大的请愿上书活动。请愿队伍长达数里地，都察院门前被车马堵得水泄不通，台湾举人罗秀慧更是涕泪横流，他们无法忍受“来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大岛，归去已赔给了倭寇”的耻辱。
“公车上书”是来自中国知识阶层在国难当头时集体向清廷递交的一份战书。“公车上书”虽然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最终失败，但这个“失败”比“成功”更有分量。
这次会试，本可名列三甲的梁启超，因主考官徐桐把梁启超的试卷当成“无君无父”的康有为的卷子，从中作梗，结果名落孙山。而此时的梁启超早已不把会试放在心上，他把目光投向了比科举更高远的地方———天子的朝堂。
而此时，光绪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幽深得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来自外界的任何一点光亮，都会被它从容吞咽。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率领维新志士时而上书，时而办报刊，时而成立学会，时而又办学堂，试图冲撞开一扇又一扇被锁死的门窗。
长沙时务学堂的小木阁楼上的油灯灭了，维新变法的太阳行将跳出。
1898年7月，日理万机的光绪打破祖宗成规，亲自召见了梁启超。皇帝因听不懂梁启超所讲的粤语，被他讲得一头雾水。但通过梁启超满脸的激昂和他带去的《变法通议》，读出了这位青年满腹治国大略和忠君报国的赤诚，当即赐赏梁启超为六品衔。
梁启超为自己鼓动、说服皇帝自上而下“诏定变法”而欣喜若狂，但这103天掀起的潮水刚踉跄地踩上岸，就迅速退回历史的海沟。接下来是搜捕、逃亡、砍头，皇帝也被慈禧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在铁腕女人统治下的中国，顽固势力依然强大。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试图借助光绪的皇权给清王朝这个残喘的庞然大物输输氧，然而早已昏眩的王朝一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抽风。
1898年9月22日，梁启超这个北京人的官女婿，离开了新会会馆，逃离出深浅莫测的京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海外逃亡生涯。
四
1912年2月12日，清廷退位，15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杖。
清王朝已经垮台的中国，依旧是指头一戳就倒退好几步的病民病国。
1912年11月28日，梁启超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北京。
人格和文章不能使刺刀变钝，不能使枪炮变哑。为了实现他“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梁启超不得不同昔日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袁世凯搞联合。
北京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的梁启超故宅，能沉默地把他从“联袁”到“倒袁”的历史倒背如流。
这是一处坐西朝东的三进四合院，大门外十几棵参天古树把整座西洋式宅院紧紧拱卫起来。
据住在老院中的老人回忆，“解放后，这个院子分给了铁道部，现在住在院子里的60多户居民大都是铁路职工。1950年代，他们刚搬来的时候，地上的野草有半人深，孩子们在院子的空地上可以踢足球。院内房子很多，房与房之间有走廊连通，下雨天在院中串门不用打伞。另外，院内还有花园、假山，令人奇怪的是居然假山下面还有五间水牢，不知是谁又为何而修。这些房子早年管理很好，一般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这里就没人管了。”假山拆了，花园挖了，私搭乱建的小房比野草的长势还野蛮。
现在，如果陌生人进了这所大屋套小屋、大院套小院的八卦阵般的院子里，就如同一个小学生翻开了梁启超148卷的《饮冰室合集》，不使出吃奶的劲头是钻不出来的。
当年，就是在这座民国大宅院里，不仅住着清末民初的思想领袖、文化大师，而且在梁启超身后还依次走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等十多位文化名人和学术巨子。
五
政治于梁启超始终是一针兴奋剂。他的大欲望伴随着大才干。梁启超曾幻想组织第三党，与袁世凯和国民党抗衡。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联合，比飞在飓风里的纸风筝还脆弱。当了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宪法来约束袁大总统。然而，那个年代，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只分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
康有为嘲笑他的弟子卓如的幼稚，也给袁世凯算了八字，“长着反骨的袁大头，迟早会背叛民国”。
不出康有为之所料，通过“枪选”坐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3个月后便解散国会。袁世凯对杨度说：“梁任公爱文章不太爱钱，让他印钞票去吧！”就这样，梁启超连同他满腹的治国方略被袁世凯一脚踢开了。
袁世凯大总统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始让朱启钤和杨度张罗黄袍加身。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消息传来，像一道闪电一声雷，惊得梁启超目瞪口呆。梁启超回国所做的一切都付之东流，但塑造蔡锷却成功了。早在时务学堂时，梁启超便对蔡松坡耳提面命，维新变法失败后把他带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又向袁世凯举荐，把蔡锷调进北京参戎袁世凯的军机。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蔡锷按与梁启超既定的谋划率军入川讨袁。在梁启超的策动和蔡锷讨袁的影响下，各省纷纷竖旗倒袁，最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暴死。此时的梁启超，已认清了时代的流向：在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再搞家天下、做皇帝。不久，康有为帮着张勋为溥仪复辟，梁启超接着加入讨伐张勋、康有为的大军中。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梁启超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大厨，除去政治的招牌菜，还能胜任各种文化思想菜式的烹饪。在20世纪的中国，当孙中山还在政治的灶台上备尝煎熬烹煮，梁启超已达到文化创作的巅峰，他92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1911年之前完成的就有453万字。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医疗事故被切去健康的肾，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但梁卓如的精神化身，已依附在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的身上，这些人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