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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斯特恩:气候经济学之父结缘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7日 14:48  《当代金融家》

  Nicholas Stern Father of climate economics formed ties with China

  文 / 方舒婷

  虽然事实如尼古拉斯?斯特恩预料的那样—坎昆会议很可能“只是一个过程”,12天马拉松式的谈判在最后时刻达成了《坎昆协议》,却把最难啃的“硬骨头”留给了南非德班。但是,恰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执行秘书菲格雷斯所言:“坎昆完成了它的使命,希望已被点亮。”斯特恩开启了气候经济学的大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探索之旅点起了一盏明灯,而这条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仍需要我们不懈地走下去,因为这是人类唯一的自我救赎之路。

  坎昆,一个坐落在墨西哥东南海面上的小岛,景色秀丽,风光迤逦。早在1981年10月22日,这个美丽迷人的小岛就曾受到世人的瞩目,因为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坎昆会议”。

  时间走到了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开始了新纪元,“坎昆会议”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由于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在1981到1990的1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气候变化导致旱涝、低温等气候灾害加剧,造成全世界每年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为了使人类免受气候变化的威胁,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通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然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到期日越来越近,制订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又一大问题。

  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然而,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话来说:“令人筋疲力尽”的两天会议所达成的仅仅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坎昆,再一次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使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和第6次《京都议定书》成员国大会于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在此召开。

  2010年坎昆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二是各国减排目标的确立,从《京都议定书》的存废之争以来,2012后减排目标的确立并不明晰;三是发达国家转让新技术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投入了大量资金,且卓有成效,他们将此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另一制高点,不愿转让各种新技术;四是如何保障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及时到位,从目前欧盟的立场与表态来看,资金援助机制的建立应该是有希望的。

  在这次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会议上,有一个人的声音格外受人关注,他就是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 Stern)。

  全球气候变迁政策的奠基人

  斯特恩是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政府顾问,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Grantham)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

  1994年之前,斯特恩主要活跃于学术界。在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及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斯特恩任教于各大著名学府并从事经济研究。直到1994年,斯特恩出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的首席经济学家兼行长特别顾问。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重点主要在经济发展和增长,同时他还就发生在印度的“绿色革命”著书立说。2000年到2003年,斯特恩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分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结束了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之后,斯特恩被时任财务大臣戈登·布朗聘任为财政部第二常务次官,管理公共财政,同时为政府经济事务部门负责人。

  2005年7月,斯特恩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使命。英国政府联合国际学术界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评估,斯特恩主持了这次评估,并于2006年发表了以他的名字命名且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简称《斯特恩报告》)。正是这份报告,在全球政界、学术界、企业界和环保NGO间引发了巨大反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报告出炉当天就盛赞该报告,并称其为他“当选十年来看到的有关未来的最重要的文件”。斯特恩也因为这项杰出的工作被授以“全球气候变迁政策奠基人”的桂冠。

  饱含争议而影响深远的报告

  在全球各主要地区的核心研究机构一年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公布了这份迄今为止在国际范围内开展的最具综合性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工作报告,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财政大臣布朗都出席了报告的发布仪式。这份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报告讨论了全球变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尽管这并非第一份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报告,斯特恩报告却因其鸿篇巨制、极高的知名度且引发最广泛的讨论在同类报告中脱颖而出。

  《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评估,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可预见的最致命、影响最广的威胁。如果各国政府在未来10年内不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温室效应,那么全球将为此付出高达3.68万亿英镑的经济代价。到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经济和社会活动会因我们今后几十年的行为面临遭受重大破坏的危险。报告还对防止全球变暖的成本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立即采取国际联合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为时未晚,任何拖延都有可能导致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譬如,就在2008年6月,由于气候变化超出了预期,斯特恩将全球GDP中应当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比重从1%提高到2%。

  对于《斯特恩报告》,经济学界反响不一。尽管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仍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该份报告中包含太多的假设,并对于估价本身提出了质疑。布亚特(Byatt)在2006年撰写的文章中就把这个报告描述为“存在本质缺陷的”。另外,外界普遍认为,从目前的经济状况要过渡到斯特恩所提出的“低碳经济”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转变目前的能源利用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减少温室气体还会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特恩得到的结论固然合乎常理,然而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是错误的。

  斯特恩的中国“情缘”

  斯特恩同中国的友好亲密关系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斯特恩就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受聘为该校名誉教授,并曾在人大经济学院设立“斯特恩奖学金”,专门奖励、资助品学兼优的经济学学子。2006年11月,斯特恩访问人民大学,并发表了题为“气候变化与能源经济学:斯特恩评估(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tern Review )”的演讲,详细介绍了《斯特恩报告》的内容和主旨。事实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专家都参与了斯特恩评估中国评价部分的研究工作。

  就在2010年10月29日,距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有1个月之际,斯特恩还曾来到他所熟悉的中国,诚恳而热切地对中国的在节能减排上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斯特恩认为,中国在建设低碳城市上大有可为,在这个过程中,借鉴一些城市的成功经验很重要,很多城市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北欧,在这方面堪称先驱和楷模。但与此同时,斯特恩也特别提醒,中国不能完全照搬外国模式,在学习借鉴的同时要注意结合现实国情。就中国目前情形而言,大城市如何很好地解决公共交通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斯特恩认为,中国现行的城市体制模式并不需要人们过多使用私家车,建议人们上下班考虑搭乘公交车或使用电动自行车。针对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比较严重的现象,斯特恩也给出了他独到的建议—可以考虑征收拥堵税或设立无车区,也可以禁止非电动车进入市区中心地带。

  斯特恩强调,低碳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如果能够节约能源、引进下一代信息技术、采用核能之类的新能源、加强新材料开发利用等,一定可以实现新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可以成为这方面的典范,因为现在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有许多非常好的想法和做法,也已经取得大量成绩。此外,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定了适当的经济政策并坚定地予以实施。他希望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根据国情作出合理转变,继续保持经济高速成长。

  斯特恩对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消息,这个规划有益于各国冷静淡定地达成一致意见。”斯特恩希望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更加强调能效,包括发展各种动力及混合动力机车,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应的技术进行碳捕获。斯特恩说:“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应该大量利用技术。这就需要建立大量的基础设施,这其实是扩大内需的过程。”他还鼓励中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引进低碳技术,政府通过示范企业展示其经济效益,加强同欧洲的合作,探寻商业化道路,谋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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