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馥榆     本刊记者  彭涛

　　工地围墙微缝眯眼看去，修葺一新的海关钟楼孤独地委身于此。它曾经见证着汕头自开埠以来的历史，承压过一段潮汕地区或屈辱、或辉煌的岁月。随着四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在尘土迷漫的建筑工地里，在打桩机的轰鸣声中，具有非常浓厚的西洋气息的老海关钟楼在建筑工地包围中孑然伫立，愈发显得突兀。

　　时光倒流至晚清，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无情炮火中无奈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1860，汕头烙下深刻的记忆。

　　开埠前夜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攫取中国各种权益方面得寸进尺。列强们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却并不按照在《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地点进行贸易活动，而是进一步肆意将魔爪伸向其它港口城市，汕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船只开进汕头港的妈屿岛海面，派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进驻妈屿岛，进行商业贸易和传教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汕头就已经成为一个颇为繁荣的商埠，西方列强们对她早就已经垂涎三尺。那时的汕头地域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条件优越，被人称为“岭东门户，华南要冲”。19世纪中期，随着樟林港的衰落，汕头港逐渐取代了樟林港的地位，成为潮汕地区中心港口。正因为汕头的重要性，咸丰三年(1853年)，粤海关在汕头港的妈屿岛上设立常关，即是潮州府海关总口，也称为新关，取代了原庵埠总口的地位，以方便办理海关事宜。

　　汕头开埠前的咸丰二年(1852年)，西方国家的轮船、帆船就已经开进南澳和妈屿岛海面，从事着鸦片走私和掠夺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1852至1856年的5年中，从南澳和汕头被掠运出洋的潮汕苦力约4万人。1858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卫廉致美国国务卿加斯的函件中是这样描述汕头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当时，担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侵华全权大使额尔金爵士来汕考察，他说，“我亲眼看到外国商船在汕头上下货，汕头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据悉，仅1857年一年，出入汕头的外国船只就达120艘之多。额尔金爵士向在华英商怡和洋行老板约瑟夫·渣甸征询意见，问及要在中国哪些地方增辟商埠，渣甸向他陈述看法时就曾表达过对汕头的看法：“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头港”。另一名谈判代表依尔近公爵也说：“可能这次签订条约将汕头辟为商埠”。可见，西方侵略者决心要把这个非法的贸易港口，变为“合法”的贸易商埠。不光是西方列强对汕头虎视眈眈，恩格斯也于1858年11月18日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汕头是《南京条约》继五口通商之后 “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风雨变幻

　　列强贪婪的胃口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由于《南京条约》时限问题，英、法列强提出修约不成，又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于是借口“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蓄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汕头又被卷入暴风骤雨中……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并叫嚷着要打到北京城，这使得清政府感到非常恐慌，被迫无奈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即1858年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潮州(汕头)、琼州、台湾等10处为对外通商口岸。《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条款规定：“……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汕头)、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而在这之前的咸丰八年五月初八日(1858年6月18日)，充当战争调停身份的美国就已经先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十四款规定：“一、大合众国民人嗣后均准挈眷赴广东之广州、潮州(汕头)，福建之厦门、台湾，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并嗣后与大合众国或他国定立条约，准开各港口市镇，在彼居住贸易，任其船只装载货物，于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来。”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清政府与各国在签订条约一年后需互换双方政府的批准书，条约才能生效。可是到了1859年6月，英法两国仗势欺人，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时间、路线、地址，进行批准书互换，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获取《天津条约》以外的更多权益。其故意挑起事端，引起清廷的不满，因而战事又起，导致互换批准书时间非正常延迟。美国恰好钻了这一空子，1859年8月16日，美国公使华若翰与清政府直隶总督恒福在北塘互换批准书，至于汕头什么时间能够开市，清政府认为应该等待与英法两国一起办理。后来美方多次纠缠，陈述美国商人三年前就已经与汕头商人私自买卖的事实。针对美国公使反映的情况，两江总督何桂清经过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后，在呈交朝廷奏折中称：“潮州(汕头)、台湾两处，与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此次米酋恳请先行开市，也因贸易已久……”。清政府认为汕头与西方国家通商既已成事实，无奈批准美国于1859年11月15日在汕头先行开市。批文重点称：“所有潮州、台湾两口，准米国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随即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咨会广东地方官员就汕头开埠事项作出具体安排。咸丰九年(1859年)12月初，两广总督劳崇光与何桂清向清政府报告关于潮州(汕头)开埠的安排：一是“拟潮州税务归并粤海关监督画一办理”。理由是：“粤海关管理已经多年，制度健全，对美国船的征税可以按广州大关章程办理”；二是决定潮州(汕头)“开市伊始，必须增派督员，具体人选是曾经担任粤盈库大臣，熟悉关务的陵水县知县俞思益”。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华若翰也由上海来到广东，与劳崇光直接商谈汕头开埠事宜。劳崇光与华若翰议定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也就是1860年1月1日，潮州(汕头)开市。

　　1860年1月1日，潮州(汕头)如期对美开市，在汕头港口门的妈屿岛上设立“潮海关”。当时，参与汕头开埠设关的有清朝地方官的代表同知衔陵水县俞思益，庵埠通判林朝阳，美方代表署理汕头领事裨烈理，另外还有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华若翰之弟华为士(美)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任命为潮海关第一任税务司，俞恩益被清政府户部任命为潮海关第一任海关监督。至此宣告潮州(汕头)正式开埠，之后就被人们俗称为“汕头埠”。

　　1860年8月1日至24日，英法联军先后占据北塘，再次攻陷大沽炮台，继而占领天津。9月攻张家湾、通州、八里桥。10月6日攻入北京城。随着18～19日稀世奇园——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火光之下化为一片废墟，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清政府再一次丧权辱国地于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即1860年10月24日、25日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英法两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英法外使确认汕头为潮州对外通商口岸，同时英法两国派员到汕头设立领事馆。然而，英国领事仍不死心，以《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条款为理由，借口要在潮州府城也设领事馆，遭到潮州人民的强烈反对，多次进城不成。最后，清政府只得派李鸿章的部下丁日昌到潮州做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和镇压相结合的强硬措施。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5月，丁日昌派人以强硬手段协助英领事进驻潮州城，问题才得已解决。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人在潮州城内设行辕，相当于现在的驻外办事处。不久之后，英国领事因觉得这个行辕没有必要而将其撤消。

　　潮商的崛起

　　汕头的开埠，对汕头，乃至对整个潮汕地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

　　在经济层面上，被迫开埠的汕头，这个在列强眼里颇具价值的港口，已取代原先的樟林港成了粤东的门户和海运贸易基地。在当时，西方一些国家轮船公司，先后在汕头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并开通了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以及香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芜湖、武汉和台湾高雄、基隆至汕头的海上航线，直接控制了汕头埠的海运业务。西方商人借助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海运的便利条件以及通过合法和非法两种途径获取的种种通商特权，纷纷到汕头设立商行，开办工厂，从事商业贸易和土特产品加工与出口，这些都对潮汕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导致大量国家对外贸易权益的丧失。但是，由于开埠，潮汕地区的人们不断接触到外来新型的文化，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的文化。在随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人们积极兴办实业，也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汕头的城市贸易、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发展，改变了潮汕地区的经济格局。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崛起更为近代潮商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时候的潮商们纷纷走出去，形成第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充实了海外潮商群体。这些走出去的海外移民，也就是当今海外潮商的先辈。

　　随着汕头的开埠，凭借着善于经商的天赋和商业能力，许多潮汕人走出潮汕地区，到东南亚和香港从事种植业、商业和转口贸易业，通过自己辛勤劳动，从最初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创业并出人头地的成功典范。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移居暹罗的潮商数量和实力均开始居于华商的前列，而且逐步形成了基础相当稳固、经营领域和行业广阔多样的潮州商帮，其中高楚香、陈慈黉、郑智勇、郑子彬、蚁光炎等都在这期间先后成为潮商的杰出代表人物。在新加坡，开埠后迁往那里的潮汕人，有不少也在经营商业和种植业。他们在从事零售、中介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从事替代出入口业务的进出口商和批发商，并取得很好的业绩，比方说有蔡子庸、陈永锡、陈德润、廖正兴、王邦杰等。余连城、张永福、胡福德、陈永天等，也因分别从事菠萝、橡胶种植而先后成为种植业的巨擘或拥有超百万资财的富翁。除此之外，这期间还有部分潮商在新加坡经营建筑业、服务业，同时涌现出一批由潮商经营的汇兑庄、侨批局，把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金融资本，先后涌现出黄松亭、蓝金升、李龙云、李伟南等一批杰出的经营者。在马来亚(当时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合称马来亚)从事经营的潮商，早期主要从事甘蔗、甘蜜、胡椒、木薯、橡胶等商品经济作物种植。先后涌现出许栳合、林亚相、连瑞利等一批著名的种植园园主。香港自鸦片战争开始逐步割让给英国而开始成为自由贸易港以后，也吸引潮商纷纷前往创立商号，从事暹罗大米贸易和中国及南洋各埠的土特产运销业务，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经营领域的中坚力量。潮商们在香港奋力开拓，不断发展，在香港经营米业、药材业、饼食业、瓷器业、纸业、凉果业、柴炭业、茶叶业、菜籽业、汇兑业和侨批业，而且都达到较大规模，先后涌现出陈焕荣、陈殿臣、高舜琴、陈子舟、蔡杰士、吴潮川等一批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商界名流。

　　在海外的潮商们凭着自己的刻苦经营成就一番事业之后，又回到汕头埠和各县城斥资兴办实业，试图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使汕头，乃至潮汕地区的经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例如开设汕头豆饼厂(1879和1893)、汕头顺利船厂(1884)、汕头金源榨油厂(1892)、汕头机器面粉厂(1899)、汕头熔铁厂(1904)、汕头适味罐头厂(1908)、汕头荣和盛机器碾米厂(1917)、汕头耀昌火柴厂(1920)，以及澄海振发织布厂(1909)、潮州张元昌机器碾米厂(1917)，汕潮揭轮船公司(1890)、汕头昌华电灯公司(1905)、开明电灯公司(1909)、汕头自来水公司(1910)、汕潮揭电话公司(1921)等等，同时参与筑造潮汕铁路(1903)、汕樟轻便铁路(1915)。还曾先后在汕头、潮州、潮安、澄海、揭阳、潮阳、饶平、普宁、惠来等地创办侨批局、汇兑庄及其联号、分号。这批新式企业、商号的出现，既是汕头对外开放的见证，也集中呈现出海外潮商们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之情，对汕头城市近代化和潮汕地区工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孔

　　那些开埠初期的面孔，为我们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为我们讲述一些潮商往事。

　　张榕轩与潮汕铁路

　　张榕轩(1851—1911)，本名张煜南，字榕轩。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华侨，曾以创办广东潮汕铁路著称于世。他年青的时候，原在梅县松口一家米铺当店伙计。后来由于米店亏损，便前往南洋苏门答腊谋生。他在那里稍微站稳脚跟之后，就招呼他的弟弟耀轩前来帮忙。最初，他们俩投奔张振勋门下当职工，后来升为高级职员，羽毛渐丰，即自立门户，另行组合新股，投资荷属东印度的一些商埠内的烟、赌、酒、当捐等业务，居然大有所获。不久又经营锡矿、橡胶，并与张振勋合资开办远洋航运和日里银行，发了一笔大财，成为当时南洋巨富。1896年张振勋受清廷指派主办大清银行归国，他深知榕轩能筹巧算，就将南洋的一切企业委托他管理，一时间张家成为了南洋举足轻重的财团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的汕头被辟为通商口岸。潮汕地区物产丰富，地界海疆，近通省会，远达南洋，为通衢路口。从1888年起，美、日的一些机构就企图修筑潮汕铁路，但均未获清政府的同意。20世纪初，在“收回利权”、“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爱国华侨纷纷集资回国兴办企业。此后，张振勋被任命为闽广农工路矿大臣，上书《招徕侨商兴办铁轨支路》奏准，他立即邀张榕轩回国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在张振勋的大力邀请下，张榕轩接受了清廷工部和矿务铁路总局的意见，在韩江下游修筑潮汕铁路，并预备日后将铁路从潮州延伸到梅县。

　　潮(州)汕(头)铁路主要由张榕轩集资兴办。在确定了铁路的建筑方案之后，张榕轩就带着光绪皇帝的谕旨回到汕头，为潮汕铁路的修建鸣锣开道。不久之后，由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推荐的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前来实地测勘，并选定沿江护堤路为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南起汕头，北至潮安，1904年3月开工，1906年10月竣工，全长39公里，后来加筑意溪支线，共合42公里。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华军手中，该铁路于1939年拆除。这是中国第一条华侨出资兴办的铁路。

　　此后，张榕轩将铁路建筑工程和机车、车辆、铁轨、站台交给英国怡和洋行估价，一共需要一百八、九十万。1903年12月，潮汕铁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为筹集资金，他和弟弟就邀集亲朋好友认股，股额为300万元，其中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各认100万，合计200万。其他侨商各认领一些股份，不足之处再由张氏兄弟补齐。至铁路建成的那天，股金总额为325万元，张氏兄弟占全部股份的五分之四。潮汕铁路于1907年完工，沿途在庵埠、华美、彩塘、散巢、浮洋、枫溪等地设站，总投资达300万元。潮汕铁路公司，从1907年开始营业，到1939年6月潮汕沦陷为止，历时30多年。铁路公司所修潮汕铁路，对沟通潮汕一带的交通及客货运输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高绳之与汕头的电灯和自来水公司

　　高绳之(1878—1913年)，原名高秉贞，澄海上窖乡人，清末举人。历任汕头总商会会长、汕头民政长、全潮民政财政总长，是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绳之为泰华商界巨擘高满华之孙，大慈善家高晖石之侄。清末，高绳之与叔父高晖石配合兴办汕头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创办汕头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机器榨油厂；在澄海首创振发织布局，引进日本新式织布机械；架设汕头至澄海有线电话，开澄海民用电话之始。并填筑海坪扩大土地，使高氏实业成为当时潮州9县首富。

　　汕头开埠之后，人口日增，商业、工业已有所发展，但是城市用水和电力这两大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居民常常饮用咸水，照明则是用油灯，这大大影响了汕头城市化的进程。办电厂和自来水厂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可是这两项工程需要投入巨大资金。虽然有普宁人方廷珍等创办昌华电灯公司，但终因资金不足，亏损严重而结束。高绳之不惧艰难，毅然创办汕头开明电灯公司和商办汕头自来水公司。

　　开明电灯公司，全称为“商办汕头开明股份有限公司”。从昌华电灯公司赎买地基设备，于1903年11月份开始动工兴建，1909年11月1日开始发电。高绳之除了自己投资外，还公开向社会招股募集资金。随着汕头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开明电灯公司也一再扩大规模，为的是满足城市用电需要。公司于1912年获得政府执照，1935年又获准专利20年。该公司在日军侵占汕头时被日寇强行接管，受到极大破坏，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来高绳之的儿子高伯昂通过关系才得以将公司收回。

　　高绳之创办的另一家基础设施企业——汕头自来水公司于1907年开始筹备，并向清政府注册备案，领取执照。自来水公司于1910年动工，1914年3月19日开始营业，也是通过招股的方式集资经营。自来水公司的创建，自来水厂的修建，极大的满足了城市用水的需求。

　　胡文虎与《星华日报》

　　胡文虎(1882～1954年)，原籍福建龙岩市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其父胡子钦是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文虎兄弟三人，长兄胡文龙早年夭折，幼弟名为胡文豹。

　　胡文虎的事业是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被冠以“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来不以知识分子自居，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发家后，他提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热心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例如在汕头，他先后兴建汕头医院，赞助汕头市立第一中学，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胡文虎一生中，用了很大一部分财力与人力办报纸。他是最著名的星系报业的创始人。在胡文虎看来，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标榜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实际上，他办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于虎标药品的广告宣传，扩大他的商业影响。1930 年，胡文虎在汕头设立永安堂分行，并创建汕头制药厂。当地报纸曾给予虎标良药诸多批评。胡文虎想，自己每年都要付给汕头报界为数不菲的广告费，反而还要挨别人批评，倒不如把这些用于做广告的钱拿来办报纸呢。此时的胡文虎已是财大势大，不久，一份新报纸《星华日报》就在汕头诞生了。胡文虎为《星华日报》广聘人才，购置优良设备，令汕头的其他报纸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由于办报，有了印刷厂，药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等等都可以自己印刷，又节省了印刷费。除了《星华日报》，其他星系列报纸也大都办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在报业趋于垄断地位，可谓是华侨界报业独一无二的“托拉斯”。由于胡文虎只要求扩大报纸发行量，对报馆主编及编辑人员的任用和言论都没有严格的限制。所以星系各报的立场、言论并不统一，同一报纸在不同时期的立场、观点也不一样，甚至同一报纸的不同版面，其立场、言论也不尽相同，均可随主编及各版编辑的政治态度而定。许多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俞颂华、郁达夫等，曾在香港、新加坡星系报馆中任过主编、编辑。著名画家叶浅予、摄影家郎静山等也曾任图画副刊特约记者。虽然办报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节省广告费用，但是星系列报纸在舆论上是具有较大影响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汕头的《星华日报》就曾对激发抗日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60年代起，胡家在东南亚的事业大为衰落，股权大部分转入他人之手。目前，硕果仅存的只有知名的香港万金油产业女继承人胡仙。她同时还是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席，也曾担任过“国际新闻协会”首任亚洲人主席。《星岛日报》行销世界各地，在檀香山、纽约、温哥华、伦敦、悉尼等地都有卫星传真影印的《星岛日报》国际版。

　　王少南与瀛洲酒店

　　自古以来，人们在出外远行时便要找地方投宿，而这些供人暂住的地方就被称为客栈。随着商业贸易的日益蓬勃，远行贸易的商人、传递信件的邮差等数量不断增多，客栈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起初，客栈只是供应基本的食宿，让旅客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并没有提供消遣服务。到了明代，客栈的规模开始扩大，不仅客房数量增加，还设有酒窖及厨房，以满足客人更多的需求。同时环境也开始改善，在客栈旁设有花园、草坪，内部设有宴会厅和舞厅，逐步向现代化迈进，有了现代酒店的雏形。到了近代，客栈开始被集团式经营的酒店取代。现代化的酒店拥有很高的服务质素和住宿环境，古老的客栈已无法与之竞争，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潮汕地区的酒店业，自开埠之后得以迅速发展。民国十九年(1930)的冬天，坐落于潮州太元路(即现在的状元亭巷)40号，当时号称“潮川一流大酒店”的瀛洲酒店于早上九点正式宣告开业。

　　瀛洲酒店创始人王少南，原来是北堤顶王和发冥镪店的财东，他依靠归湖汤头乡华侨提供资本，总共筹集资金4万元，承接亏损的光华酒店铺底，扩并两侧的小店，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成当时潮安全县最高的4层楼房作为营业场地。

　　最初的时候，拥有瀛洲酒店股份最多的是王少南、吴雪熏、余华章、次之为林石英、陈隐楼，一下还有林玉岗等多人。按协议以股票拥有最多者为股东，组成董事会，作为酒店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推选王少南为董事长。酒店采用近代管理模式，配备有高级厨房，各个厨师一概精通蒸、炒、炸、烧、焖、焗、炖、爆、泡、焯10大技艺，做出的菜肴点心色香味俱佳，闻名遐迩。酒店里各款山珍海味，如海参、鲍鱼、燕窝之类，应有尽有，随点随来，更使得顾客满意。酒店所雇用的堂倌，也就是服务员也各有专长，或者善于招徕，或者勤于接待，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瀛洲酒店开业期间，正值粤系军阀陈济棠统治广东，市场币制稳定，商业繁荣，再加上酒店地处闹市，吸引了不少顾客光顾。开业仅2年，酒店就进入了全盛时期，年年盈利，积累颇丰。正因为这样，董事会才决定暂不向股东分发红利，而将资金用于为酒店扩大经营规模。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和地权业主林蔚臣就酒店店址问题发生官司，消耗了连年盈利，董事会不得已决定将三、四楼旅社部的经营权转租他人。官司直到1935年还没有结局，只好由当时的社会贤达出面调解，瀛洲酒店补发若干股票给林蔚臣，才算了结。这时，潮安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市场前景黯淡，使得酒店生意一落千丈。经过许多波折和坎坷，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终因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市场混乱等因素，酒店的流动资金全部输光。1949年春天，酒店将餐厅的全部家具器皿分还给股东，将投资股份抵押，最终停止营业。

　　李伯桓与南生公司

　　自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汕头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30年代的汕头，工商业十分繁荣，以四大百货公司(南生公司、广发公司、振源公司、平平公司)为主，其中又以李伯桓集资创办的南生股份有限公司最具代表性。

　　南生公司由李伯桓初创于1911年，店址设在万安二横于镇邦街转弯处，是华侨集资的企业，经营百货、金银、首饰。那时镇邦街是汕头埠的商业中心，金铺、布铺、杂货铺林立，初创的南生公司生意只能是勉强维持。1928年，印尼华侨李伯桓从海外回来，途径汕头，当时正值汕头市政当局拆建安平、国平马路，具有商业眼光的李伯桓认定，小公园区域必将成为各马路交通的枢纽，商贾集中的地方，发展商业大有前途。于是在原来公司股东的基础上，广招外股，扩大组织。当即发动印尼等地侨胞筹集巨资，成立“南生股份有限公司”，同时组织“合利置业公司”负责觅地建楼，并且取得安平路头一连7间房产的业主的同意，将拆建中的房产划归置业公司所有进行建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这些房产改建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七层大楼作为南生公司新址。1932年元旦，南生公司新址建成，李伯桓将百货公司业务搬到新址经营，大楼的1、2层为南生公司，经营百货；3、4层为中央酒楼，经营餐饮、潮菜；5、6层为中央酒店，经营住宿和娱乐；7楼为西餐室，两旁设2排电灯柱，自置电机。公司每晚灯火辉煌，璀璨夺目，每层骑楼设铁花架，种植花卉，清雅宜人。其建筑工程之精致，为汕头之冠。其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声誉远播，是汕头新兴的一个综合性企业。

　　当时，在汕头市拆建国平、安平、升平马路后，在三路交汇处产生一大片空地，在南生公司等的倡议筹款并获得市政府批准之下，在空地中间建造“中山纪念亭”，周围种植花木，附设台椅供游人休息，取名“小公园”。小公园及其周围是当年汕头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南生公司在战火中艰难前行。新中国成立后，其继续经营到1956年与国营百货商店合营，后改名为汕头市百货大楼。至此，南生公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

　　丘逢甲原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仓海，也称仓海先生，在诗文中他常自署“东海遗民”、“台湾遗民”。他生于台湾，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护台的民族英雄。国门大开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他曾慨叹：“风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为抗击日本对台湾的侵占，丘逢甲亲率义军，与日军抗争。台湾民族大起义护台失败后，他内渡大陆，广设新式学堂，以图通过兴学强国。

　　如今透过外马路第三小学校门，能够看到第一进门上挂着丘逢甲题写的“同文学堂”的牌匾，在第二进的大院中央立着周恩来年轻时的雕像，这是五间三进祠堂中轴式建筑，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原拟作“同庆善堂”之用，后因房屋建成后经费缺乏而停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丘逢甲联络了粤东开明士绅在这里设立“岭东同文学堂”，成为汕头市新式学校之始。

　　同文学堂模仿天津北洋学堂分班教学的做法，除聘请中文教员外，还聘请了在汕头英、日籍学者以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课程设有经、史，还开设了算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外语(日、英文)，还有“兵式体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改办中等商业学堂：1911年后，改岭东甲种商业学校；1924年，遵照新学制，改办高级中学商科附设初中；1929年，停办初中，附设初级商科。除了在岭东办学之外，丘逢甲还在广东各地办学。为培养小学教师，他办了“镇平初级师范讲习所”，还办了不少小学、中学，“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是广东省乃至全国有声望的教育家，于1912年病故。

　　影像

　　甲子首开(1920年)：汕头港口贸易繁荣——吞吐量曾为全国第3位

　　汕头开埠之后，1862年，英国的汽船首次抵达汕头，随后美、德、法、日等国家的汽船和帆船陆续与汕头港口实现通航。到1937年，汕头港已与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货运贸易往来，与国内10多个港口通航。由于国际航线的开通，促进了汕头港海运贸易的发展。汕头港发展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据饶宗颐先生总撰写的《潮州志》交通志中记载，1933年，汕头港出入口船舶共计4478艘次，吨位6324468吨，占当年全国沿海港口货运量的8.76%。又据《潮海关史料汇编》中的描述：“1932年至1937年各年往来汕头港的外洋船吨位数均占全国的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同时，港口贸易额逐年增长，由1864年的输入总额为942万，发展到1937年至14804万元，盛极一时。

　　甲子重逢(1980年)：汕头经济特区设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汕头市划出龙湖片区创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创建后，以特区为窗口和龙头，集结潮商力量，利用特区优惠政策积极招商引资，走出去，请进来，实行“三来一补”的优惠措施，使得众多外资企业落户汕头。改革开放三十年，汕头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建成，形成以海港、空港为中心，高等级公路、铁路为骨架的海陆空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汕头特区面积从一点六平方公里扩大到两百三十四平方公里，中心城区面积从七点二五平方公里扩大到一百一十八平方公里。目前，有近1000万潮籍乡亲旅居世界4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汕头也已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前景仍然巨大。             

　　后开埠时代的思考

　　弹指间一百五十年。现今，汕头从被动开埠逐步走向主动开放。自开埠之后，汕头，乃至整个潮汕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后开埠时代的到来，我们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站在历史节点上，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站在经济特区设立30周年的新起点上，推动汕头加快发展、跨越发展，建设幸福汕头，是当代汕头特区人肩负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跳出汕头看汕头，立足粤东看汕头，面向广东看汕头，放眼全国看汕头，融入世界看汕头，真正在思想上具备特区城市的境界，在工作上树立特区城市的标准，在作风上符合特区城市的要求，在发展上体现特区城市的水平，努力保持特区的品格、特区的风貌、特区的地位，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把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过程，变成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从500多万汕头人民的福祉出发，全面推动汕头科学发展迈上新台阶。

　　百载商埠，幸福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