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的“大人物”：穆藕初

　　解密中国企业家

　　曾怎样超越了泰罗？

　　策划 / 本刊记者 李 靖 顾问 / 穆家修

　　我们无法忘记一张“老照片”，也不应忘记。

　　一年前，《中外管理》在做“新泰罗主义”专题时，曾着重提到“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穆藕初先生。几乎在管理学刚刚成为人类一门新科学时，他就已经到“科学管理之父”泰罗(1856-1915)身边学习、考察，并很快以“科学管理”为内核，在中国做出了一批现代民族企业。

　　穆藕初先生努力的结果是：“科学管理”在中国企业的引进，比欧洲还要早！

　　而且，“穆氏科学管理”在“泰罗制”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实践和思维层面已经超越了泰罗！也由此，穆藕初成为了历史铭记、影响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商人”、“大人物”。

　　说到中国现代商人的发端，我们往往会找到胡雪岩等红顶商人身上，甚至把胡雪岩作为学习对象——且看书摊和电视上层出不穷的演绎。但是红顶商人本质是“官商”，而官商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楷模。甚至可以说，他们更多是商业伦理与商业价值的扭曲者，并贻害至今。

　　商业与管理，应有其独立的价值与足迹。而中国最早真正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意义，并且于实践层面在当时已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家，其实是穆藕初先生！

　　“新泰罗主义”推出后，穆藕初先生的儿子穆家修先生随即联系《中外管理》，感慨：父亲所衷情一生的“科学管理”，曾经是被批判的。直到看了“新泰罗主义”之后才真正明确：“科学管理”不仅有价值，而且是中国企业当前所“亟需”——看看我们频发不止的各种安全事故、看看我们泛滥到麻木的各种低效和浪费……“科学管理”作为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夯实企业管理根基的“软件”，是中国企业所亟需弥补的重要一课。

　　湖南大学许康教授也表示：与世界科学管理三位祖师爷泰罗(工程师)、法约尔(经理)、韦伯(哲学家)相比，穆藕初先生的综合优势和管理实务并不逊色，只能怪我们后辈学者无能，对其缺乏继承、宣传和发扬，限制了他在世界上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和享有应当的知名度。

　　当回顾时任总理朱镕基10年前呼吁举国上下要将管理作为“头三件大事”时，我们更应该认真凝视、学习这位100年前为中国管理创下不朽伟业的“大人物”——特别是我们历经30年风雨成长起来，开始寻求在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双突破的中国企业家，以及苦苦寻求融合西方模式与本土实际的海归经理人。管理(李 靖)

　　中国人寻找现代商业的开山鼻祖，

　　往往就找到“红顶商人”胡雪岩。但相比于对“红顶商人”的膜拜，

　　难道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先驱”的缅怀，不是更有意义吗？

　　重温“中国企业管理第一人”

　　文 / 穆家修 李 靖 张 玮

　　吴晓波曾指出：中国人寻找现代商业的开山鼻祖，往往一不留神就找到“红顶商人”胡雪岩。但殊不知，最早开现代民族企业科学管理之先河的，是在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就开始对西方科学管理进行同步引进和实践的“老海归”——穆藕初先生(1876-1943)。

　　甚至，“泰罗制”这个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中国企业的“落地”比欧洲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前，穆藕初在美国留学时，就敏锐地意识到刚刚形成的“泰罗制”蕴藏巨大价值，历尽辛苦找到“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当面求教。归国后，他从翻译泰罗《科学管理原理》、大力推广“泰罗制”，到开办纱厂、大兴实业，把中国对“科学管理”的实践和发展推到了世界前列。而欧洲国家在一战后，才惊诧于美国工厂生产的高效，开始真正学习“泰罗制”。

　　但是，时至今日，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仍是我国多数企业的薄弱环节！

　　相比于对“红顶商人”的膜拜，难道对“中国企业管理先驱”的缅怀，不是更有意义吗？

　　穆藕初与“科学管理之父”

　　穆藕初，是个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

　　在他19岁那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耻辱使他痛苦不已，“心中之痛苦，大有言语难于形容者”。于是，穆藕初决心求西学，“有朝一日能与他国竞争”。他用工余时间上夜馆学英文，后以流利的英文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历经了很多坎坷周折后，穆藕初终于在1909年34岁时，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今天人们对管理都已经比较重视了，然而在100年前人们对管理学(当时称“管理法”)还普遍茫然无知。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1911年出版，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穆藕初在美国看到这本著作时，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其重要性，称此书是“空前的创作”。随即，一腔热血的穆藕初就大胆提笔给这位大师写信。居然，这样一位东方的无名晚辈，竟真就与泰罗有了书信往来！

　　奇迹还远不止如此。1914年，穆藕初在回国前，还应泰罗之邀专程与其会晤，“参观在费城之实施科学管理法之各工厂”，并结识了泰罗的高足吉尔培来，“曾与泰、吉二君反复讨论，获益甚多”。穆藕初与泰罗的这次会晤，是他六年留学生涯中的最大亮点，后得农科硕士学位回国。

　　创业者的开放式眼光

　　据湖南大学许康教授研究：1916年以前在美国攻读MBA的中国留学生已有五人之多。然而归国以后，在引进和发展科学管理方面真正有所建树的，却是一位非MBA的农科硕士——穆藕初。这是为什么呢？

　　穆藕初作为一名在读的留学生能有如此的眼光，是与其经历及学识分不开的。

　　穆藕初六岁入私塾，14岁时到棉花行去“学生意”，丧失了上正规学校的机会，但却练就了商业眼光。甲午战败，穆藕初更下定了“要救国图强，就必须奋发学习”的决心，刻苦自学文化课及英语。

　　25岁时他考进门槛很高的海关任职，后做铁路路警和警察长，曾从上海到北方调查，涉足华北大部分地区，内心触动很大，痛感振兴实业、发展农业之必要。34岁时，穆藕初留学美国。但与当时大批靠庚子赔款“滋润”留美者不同，他是自筹资金(第二年才得公费资助)。

　　非同一般的人生阅历，使他比一般青年学子要早熟得多，对新兴事物的理解和观感更敏锐和更有深度。

　　与如今的留学生通常对专业目标埋头钻研不同，年过而立的穆藕初的创业目标更为明确。因而他在美国六年留美期间，完全是开放式的跨学科式学习，尽其最大可能全方位地学习各种学科的营养。他不仅学农、学工，还学了科学管理——只要他认为有价值的新科学，都会用功去学习，并力图融会贯通。不仅如此，他当时调查研究的足迹遍及美国的二十余州，深入的学习和调查研究对其思想观念影响非常大。每年的寒暑假，他都有满满的计划，或是去企业做调查，或是去现代化农场实习，学习美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和制度建设。

　　当时，“泰罗制”这一新生事物在美国也才出现二三年，穆藕初作为一位大龄留学生，思想相当成熟，加上他独具的企业家慧眼，一眼就看出了“泰罗制”的可贵之处，而且正符合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认定对中国越早引进越好。据说，他在归国航船上就开始了翻译科学管理的著作——后取名《学理的管理法》，由中华书局1916年发行——“科学管理”在中国的推广和实践，距泰罗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仅仅五年！要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五年几乎就意味着同步。

　　为了使译作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作品单行本问世前的一年，穆藕初即先行通过《中华实业志》杂志分五期连载完了该书全文，每期的连载都以活页文选格式编排印刷，以便于读者拆卸后即可装订成一本完整的小书。其用心可谓良苦。

　　中国第一次“科学管理”实践

　　回国后的短短五年里，穆藕初依靠先进的科技和科学管理，陆续成功开办了德大、厚生、豫丰三个大型纺织厂，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纺织工业企业家。同时，穆藕初还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并经营着颇具规模的棉种试验场。

　　相比于当时学MBA的留学生——他们在归国后通常或“踏踏实实”进入政府机构，或在企业当中层管理者——穆藕初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创业热情，有开创新局面的胆识。

　　当时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就这样评价他：“在自己本身和工业这两方面的建设型进步中，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想超过穆藕初的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

　　1914年，穆藕初回国创办的第一个德大纱厂，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建设，在1915年6月落成开工了。速度之快令人惊奇，《申报》新闻称此“足鼓我企业家骁勇之志而开先声，是诚中囯实业界之一线光明也。”德大开工后，穆藕初根据科学管理的原则，结合国情、厂情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穆藕初把科学管理概括为：节省时间、精神和物质。他就本着这三大纲来着手办德大。

　　当然，他立即遇到了很多现实的管理难题。

　　比如：为提效，穆想把先前由两个人管理一部车的传统做法，改为由一个人管一部车，以提高效率。于是他挑选了40个精壮女工试验，说好每个女工的工资可由四角提高到六角。试验结果很成功，且数量和质量均和以前一样。可是两天以后，这些女工都说再做下去要生病，不愿再干了！一再另选，都是如此。经调查后，穆才恍然大悟：原来其余400女工不许她们这么做，因为如照此改革。势必有一半人要失业。因此这40个女工如果再做，就得“吃生活(挨揍)”。于是穆就顺应民情，改为要求这40人减少一半废品(废棉花)，每人则酌加工资，结果劳资双方都合算。显然，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管理变革。

　　当时，市上进口棉纱较多，“其纱质精良，售价高昂，以日本纱为最”。穆藕初“搜集市上最佳之纱若干种，逐一检验其优点所在”，并将各纱优点集于自厂所出之纱。不出数月，德大所产“宝塔”牌棉纱“竟脍炙人口”，并在翌年北京举办的评比会上获得第一。首战告捷后，穆藕初名声大振，学习参观者络绎不绝。

　　其后创办的厚生纱厂也声誉日隆。当时记载：“国人欲新办纱厂者，皆自参观先生之厚生纱厂为入手，且多派员至纱厂实习，无形中厚生纱厂不啻为在华美国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1940年代，已入晚年的穆在重庆回忆说：当年秉着科学管理的原则去改良、去管理，“我的厂总比别的厂盈利多些，如遇到不景气的年度，即使亏本，也总比别人的厂亏得少些。这不能不说是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

　　面对当时中国巨大的市场，穆藕初开办纱厂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18年，厚生纱厂开工不久，穆藕初希望让企业与原材料产地更为接近，于是赶奔中国交通要道郑州考察，决定把这里作为纺织企业向原料中心转移的基点，向内地拓展。消息一出，上海要投资合作者众多，经过复杂筹备之后，豫丰纱厂于1920年正式投产。

　　但是穆藕初没想到的是，1920年后的中原地带是不断而且长期的军阀混战，豫丰纱厂在内战、苛捐杂税、帝国主义压迫的夹缝中苦苦支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豫丰纱厂把设备转至重庆，设立分厂，关键时刻为中国工业延续了血脉。

　　与日企不可避免的遭遇战

　　穆藕初创业过程中，有个突出特点，就是日企的威胁始终伴随左右。一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历史给了中国民族工商业一个难得、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中国民族企业家却面临着近邻日本企业的巨大挑战。

　　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已拥有大量侵略权益，获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在对中国扩大侵略的背景下，日本的纺织业也大举进入中国。电视剧《大染缸》中，已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日本企业对中国纺织印染行业的巨大冲击和野心。

　　穆藕初是一位民族意识特别浓烈的实业家，又在“商战”和“科学管理”方面都下了大量功夫，因此自然不甘人下。台湾学者陈三井曾归纳穆藕初的商战理念：穆是个非常重视商业策划(编者注：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市场运营)的人，强调“要妙应时机，发在机先，投人所好，所出物品，为大众所需要”。

　　同时，穆藕初纱厂管理科学，设备先进，产品质量、品质极其优良，这些都对在中国享有特权的日本企业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和威胁。前文提到的穆厂棉纱，就因为在北京评比会上一举压倒了包括长期具有主导的日本纱等各国产品获得第一，而名声大振。

　　穆藕初“科学管理”的成功，更使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纷纷仿效。上海和其他主要工业城市的不少企业，按照科学管理思想的要求，对生产、管理进行改造。例如：当时上海荣氏家族的申新三厂，进行管理体制的变革，以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为骨干，改用计件工资制度，以达到“降低工资总额而提高个人工资”的目的。取得成功后，逐渐推广到荣氏所经营的各工厂。

　　这样，在穆藕初的带动下，中国企业界形成了一股学习科学管理热潮，促进了华商企业的发展。进而，中日棉纺织业两军对峙的形势，在上海滩也慢慢形成。就技术、管理、市场、士气等方面来看，以穆藕初为代表的中方当时并不处于劣势。

　　这恐怕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首次在与日本人的激烈交锋中可以毫不逊色地分庭抗礼。

　　在中国，不能只“在商言商”

　　穆藕初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视野开阔。他认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就不能只是在商言商。而且他也没有让自己的经营只是局限于工厂。

　　1920年，为了抵制日本财阀在上海建立的“上海取引所(即交易所)”操纵市场，穆藕初与一系列中国纱厂企业家联合起来，自设“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简称纱交所)”，1921年被华商推举为纱交所理事长。值得玩味的是，日本财阀的“取引所”恰恰于同年开始亏损，1927年便“自动清理”了。穆先生的理事长，一直任至“8·13事变”次日纱交所被迫停业。

　　同纱交所的创立一样，穆藕初深感当时中国的银行“与工业界不相接近”，尤其对中小企业促进作用不大。于是联合聂运台、黄炎培、马寅初等五十余人，于1921年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劝工银行，1922年开始任董事长。直到1928年他应孔祥熙之邀去国民政府工商部任职时离任，1934年又重任董事长，直至1943年在重庆病逝。

　　而去工商部任职，与“红顶商人”亦官亦商、居官谋商不同，一向认为自己“没有媚骨”不适合从政的穆藕初，却认为在中国不能在商言商，而始终把政治上的法治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加以强调，努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法治基因。

　　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在任的三年期间，他开始了当时罕见的大规模工商法规修编。可以说，穆藕初在工商部的工作重点就是编制订立法规章程。其同事回忆说：“在工商部任内……一切工商法规，都是出自于穆先生的手笔。工商界有了这种法规，既得保护，又可以纳于正轨。”

　　工商部到1930年，两年内修订的工商法规、章程、细则等共有40余份。穆藕初为官，是在打造培育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公器！也在推动着整个商业社会的纪律化、标准化、简单化发展。

　　管理比科学更重要！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穆藕初有个观点：“管理是比科学还要重要的，‘科学’与‘管理’最好是以并行不悖，相互运用为原则，如不能同时运用时，则管理应当特别注意。我认为在一个工厂里，是不需要高深科学的，这不是藐视科学，而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例如：办一纱厂，有工人，有材料，就可生产，但若是几千工人不加管理，不仅影响生产，而那种散漫无秩序的状态，真不堪设想了。所以我主张应该看重管理。”他还认为我国工业之不兴，缺乏管理人员是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于半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况，虽然中国企业的生产线和科技水平越来越先进，但是大规模、高品质生产所要解决的管理问题，却仍是瓶颈。尤其是“科学管理”这个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石仍有缺失，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咀嚼一下穆藕初的“管理比科学还要重要”吗？

　　因为“管理比科学还要重要”，穆藕初在中国大力推广科学管理，其晚年在抗战烽烟中的重庆，多次做过关于科学管理的专题讲演(详见《穆藕初文集》，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融入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体会，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诠释科学管理。

　　后来的学者发现：这时的穆藕初对科学管理的理解与应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颇具中国味道和特色，已蔚然自成一家了。

　　一位民族企业家的灵魂！

　　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穆藕初应是大款级的大人物。他在对外资助时也确实挥金如土——但是谁知道即使当纱厂总经理、月薪400多块大洋时，其每月的伙食费仍然控制在六元，从来不过一天奢侈的生活，身上总是穿一件旧长衫。正如他的老朋友黄炎培所语：“黄金满筐，而君萧然，不以自享……”

　　同时，穆藕初一生爱才如命。他曾资助北大学者赴欧美留学。在挑选留学者时，他不主张考试，而是请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推荐，得到他们认可便可通过。结果选送的学者果然都是第一流的人才。穆藕初送人才出国留学有一特点，既不要他们为自己评功摆好，也不要他们回来为自己工作，连一个谢字也无需说。只要他们学成后报效国家和民族，就算达到目的。

　　这恐怕是那个时代民族资本家的灵魂境界所在了！管理

　　(本文第三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 光

　　穆藕初与泰罗的信件，竟成泰罗与中国学人交往的惟一书面纪录，特呈中译本首次发表于中国媒体。

　　首先以管理之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文 / 湖南大学教授 许 康

　　比“德、赛两先生”还早！

　　穆藕初堪称中国管理科学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目前已披露的史料，还没有发现另一位中国学者曾直接求教于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中译本距泰罗原版仅有五年的时间差，在当时的传播速度下，中国工商业实是走在了当时的世界前列！

　　而百年前的中国，风雷激荡，暗潮汹涌，有识之士纷纷“邃觅群科济世穷”。1914年暮春，穆湘玥先生(穆藕初先生名湘玥，字藕初，但以字行于世)致信泰罗，一表欲从改变经济基础和引进科学管理来振兴中华的心愿。穆藕初的英文原信，1995年后才从美国一档案馆找到(承穆家修先生惠示)，弥足珍贵！要知道，这比《新青年》和《科学》推动“德、赛两先生”还早！

　　泰罗与中国人的惟一笔谈

　　特呈中译本首次发表于中国媒体，如下：

　　泰罗博士：

　　拜读了您的大作《科学管理原理》，这本书对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促进人民的福利，增进国家财富的作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科学原理不仅对工厂，而且对任何大型组织、政府、社团和教育机构都有借鉴的价值。

　　您完全了解，中国人民是多么需要接受科学培训。大量传统作业的工厂和工业产品，必须进行调整或改造，以融入现代化的方法，尤其是工业革命正在中国大规模开展的现今时期。

　　我自然对各种管理方法感兴趣。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攻读的四年期间，就非常重视这类知识。我确信我能将您的《科学管理原理》翻译成中文，一种和您使用的完全不同的语言。

　　为此，我想请求您允准翻译此书：这不仅是我，而且整个中国人民都将感激不尽。

　　我相信，那些愿意为自己国家做贡献的人，会得到像您这样品格高尚、慷慨并致力于为人类造福的人的帮助。此外，该书的翻译，不仅不会影响您的版权，而且将被四万万渴望发展民族工业的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殷切期待您的回复。

　　您的崇拜者 穆湘玥 1914年4月23日

　　这位“科学管理之父”毫不怠慢，迅即复信，这里按穆藕初的译文引录：

　　穆先生如握：

　　顷接奉4月23号大札，敬悉先生拟将拙著《学理管理法》一书译成华文，深为欣喜。兹附奉他项拙著数种及日本文《学理的事业管理法》一本，请即检入，想该书等亦能助先生之兴趣，鄙人亦愿闻尊处译务之发达也。

　　设或先生公便道经斐城，务请惠临舍间一叙。鄙人当指引先生参观在斐城之实施学理管理法之各工厂，借供同志之研究。再者拙著《学理管理法》一书已译成意、法、德、俄、勒(巴尔干岛之一小国)、荷兰、西班牙及日文矣。此复。

　　顺颂 履祉

　　戴乐尔谨复  1914年5月4号

　　大师回信颇有初交成莫逆之势。可惜次年早春泰罗冒着严寒赴外地讲学，罹患肺炎，不治逝世，没能看到中译本。上述信件竟成了泰罗与中国学人交往的惟一书面纪录。

　　我们后辈愧对先驱啊！

　　而对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农业条件下的中国，要推行科学管理，实在举步维艰。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穆氏的创新和实践，别开生面。与世界科学管理三位祖师爷泰罗(工程师)、法约尔(经理)、韦伯(哲学家)相比，其综合优势和管理实务，总评分似无几分逊色。当然，前三人在理论上的创新和造诣，既能得到世界公认，我们也不必讳言穆氏在“学理”上相对的缺乏系统性和严谨性，以及我们后辈学者的无能，对其缺乏继承、宣传和发扬，终于限制了他在世界上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和享有应当的知名度。管理

　　责任编辑：李 靖

　　一位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千锤百炼而出的大实业家，

　　一位不跟着钱跑而是钱跟着他跑的修佛大商人，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一位大实业家的超越与归宿

　　文 / 本刊记者 李 靖

　　了解穆藕初先生的生平，人们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位极有钱又积极入世的大实业家，身上居然没有多少“财经味”，而且反而信仰出世的佛教。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太难做到了。

　　在穆先生从商的20世纪前半叶，社会上的“财经味”、“投机潮”绝不亚于现在。那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第一次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拜金潮比现在更甚。尤其进入抗战后，重庆被日本人封锁，物资稀缺、物价飞涨，很多商人、官员囤积货物、收藏黄金。因为穆藕初先生有大量现金，人们也想拉他参与，但是这位“老富豪”却怒斥这是“发国难财”，且利用自己从政后的职权对囤积居奇大加打击，以至于当时重庆商人中流传一句话：“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还妨害他人发财！”并以谐音“木偶”讽刺他。

　　放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当连本应以天下民生为己任的央企都上赶着跟风炒作房地产时，再看穆先生的做事风格，岂不着着实实地让人钦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不是他跟着钱跑，而是钱在跟着他跑！

　　那么，穆藕初是怎样炼成的呢？

　　以“集亿万金，圈千倾地”为天职的学生

　　穆先生不爱财，可能人们会认为他成长在大富之家，其实不然。穆藕初先生1876年出生在上海浦东一户做棉花贸易的家庭，早年坎坷，因为父亲早逝，不得不中途辍学，维持家里生计。

　　但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都经历过国家的苦难和屈辱：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尤以甲午战争中国的耻辱对其刺激为大。爱国主义情怀是深深埋在穆先生脑海深处的。

　　甲午战争之后，早已辍学的穆藕初痛苦不已，而且认定：要努力学习西学，实业救国，让国家强大起来。

　　经过多年条件艰苦的学习，穆先生的英文水平已相当之高。而且25岁那年(1901年)，在上海经过激烈竞争后考入海关工作。这是穆藕初先生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

　　进入海关之后，穆先生的生活条件大为好转，尤其是有机会在海关图书馆博览群书，他自己认为27岁那一年是他“吸收新知识最得力之一年”。而且这一年他读了《天演论》，从中感悟到“淘汰的可畏，争存之必要！”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无论从国家的“争存”到个人的“自强不息”，都是穆藕初先生的一个基本人生态度。

　　在1909年穆藕初出国留学前的三四年，穆先生在海关的月收入已达百元，在当时这是极优厚的待遇，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到1909年，34岁的穆藕初还是决心出国做一名没有收入的普通留学生。而与他同时期考入海关的一位远亲，45岁退休时能领到七万两的退休金！而穆藕初怎么能抛弃这一切呢？

　　做了普通留学生不久，他曾给亲友写信阐述留学原因揭开谜团：“他日归国，能集亿万金，圈千倾地，烈烈轰轰，为实业界生色，此固留学生之天职，无敢谦让者也。”

　　多年梦想着实业救国，又看准了中国棉纺织业需要靠工业化大生产来振兴，自然要远赴农场发达又在酝酿现代企业管理的美国“取经”！

　　当有了“集亿万金，圈千倾地”的大视野，还有什么能拴得住他呢？

　　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义的修者

　　到了中年，厂事纷扰之际，对穆藕初人生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人，是著名佛学大师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此前穆藕初曾经对弘一法师表示：“余仅知佛教系出世的，我国衰败至此，非全力支持恐国将不国，故余不甚赞成出世的佛教。”但经弘一法师点拨，穆藕初已认识到佛教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而到与太虚法师交流时，谈得则更加深入。

　　太虚法师说：“佛教所谓布施波罗蜜，实不限于何界何人……设立一工厂，则赖之维持生计者若干人；创某种实业，则因而得以温饱者又若干人，此皆布施的真义。亦即吾佛利他主义……学佛正是极平常的事体，只要人类各尽正当职业，各发真正的善心，譬如做官的，则尽其做官的本分，以利国福民为职志，弗做丝毫利己损人的贪嗔想，时刻怀着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则成佛可操券而待也……脚踏实地做去，各充其菩提心肠，打得破厉害关头，使此心毫无牵累，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

　　穆藕初得到这样的解答，自感大启愚塞。曾这样评论自己的信仰：“佛教自可纠正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主义，做许多好事于人间。”学佛是自救救人最积极的无上法门。

　　而穆先生学佛与其他同时代的工商巨子信佛教不同，不去担任职务，而喜欢在家自修，“不愿向热闹场里造因，而取烦恼之果”。

　　1925年秋，穆先生母亲朱氏去世，他每天早晨诵经念佛半小时，历时两年却没见他去佛寺或请僧人到家中做佛事，可见独自修身的独特性格。

　　一代大商人的理想人格

　　修佛对穆藕初先生的精神世界是个大解放，也让心灵更为平和，心胸更为开阔，本来就很强烈的爱国、利他精神更是一以贯之。

　　1935年穆先生60岁时，子女要为他祝寿，他不允许；学生也要为他庆寿，也不允许。然而就在生日那天，他却悄悄地捐了2000元给中华职业学校，资助办学，成了对自己60大寿的“庆祝”。

　　抗战开始后，穆藕初去了重庆。重庆大轰炸期间，敌机一来，穆藕初和同事们进入防空洞，敌机一走，马上又投入工作。在洞里，穆藕初和年轻人讲自己的留美生活，有时也畅论时局、谈胜利后的经济建设计划，还谈诗歌……乐观态度绝非能够轻易被环境所影响，大有佛教“以心转境”的精神。

　　对于后来导致国民党大失民心的囤积居奇、通货膨胀问题，本文开头提到，虽然穆藕初当时有足够储蓄可以参与，但以他的人生态度，又怎么可能去“发国难财”？以至于后来物价飞涨，他的储蓄也一步步贬值。甚至在穆藕初的心目中，就没打算为子女留多少积蓄。这方面他已经非常看得开而且西化了。穆藕初常以一句西方格言与人互勉：“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其实这算是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了！

　　1943年，68岁的穆藕初老先生去世。去世前要求“不宜厚葬”，并用陆游两句诗叮嘱儿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据穆先生后人说：“父亲去世后，我们检点了一下，发现父亲的旧衣服实在太敝旧了，但又不能违背他的遗训，只好买了一些白布染成了灰蓝色，连夜赶制了一身短衫裤、长袍、马褂。”

　　这真可谓太虚法师所语的：“不再做物质的奴仆，则菩提正果自然能成功。”这位大实业家实现了他们所信仰的佛家理想人格！管理

　　责任编辑：杨 光

　　穆藕初比泰罗更能以一个总经理的总体来看待管理，

　　因而也比整个西方管理学更早地关注和实践了对“人”的关注与培养。

　　超越泰罗的“穆式科学管理”

　　文 / 本刊记者 李 靖

　　千万不要小看了中国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那几十年发展的成就！

　　其中穆藕初先生留下的一大价值在于：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不是跟在西方的背影后面膜拜的，而是几乎同一时间起步，同一时间进行大规模实践和发展的！

　　可能很多习惯言必曰西方的人已会觉得惊讶。然而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穆式科学管理”不仅在泰罗生前师于泰罗，而且在其后回国的实践和发展，对泰罗的超越之处不在少数。

　　“穆式科学管理”与泰罗制在管理学上的差异，源于两人的视角不同——泰罗是工程师视角，其管理学更多强调生产方法的改进和效率提升；而穆藕初则是实业家、银行家，绝大部分时间是以总经理的视角看待管理。

　　这是二者决定性的差异，也决定着在科学管理的实践上，穆藕初对泰罗的超越。

　　“总经理”视角的科学管理

　　穆藕初曾提出“科学管理”的五点原则：第一纪律化，第二标准化，第三专门化，第四简单化，第五艺术化。

　　而“穆式科学管理”与泰罗的体系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对艺术化的强调，或者说是对“人”的强调。穆藕初认为：艺术化就是使工人不觉得工作是痛苦，而感到是一种乐趣，那么工作效率自然提高。因此，艺术化是科学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

　　“穆式科学管理”，从生产管理的艺术化，到企业整体运转的“人的因素”是着墨很多的，从总经理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到管理者的个人品格修养，当好经理的八项要素等等，是成理论体系地提出的。

　　在穆藕初的管理理念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吾国工业不兴，实以缺乏管理人才故！”相比于泰罗，在管理科学化初期，穆藕初专门地把人才问题作为了一个专门问题尽心全面论述。

　　而穆藕初所办的企业内，必有夜校以培养教育青年的成长，有时他自己还上堂讲课。为的是希望让工人觉得工作是一种乐趣，也是企业的人才培养、选拔的平台。

　　“穆式科学管理”走在世界前列

　　有学者认为穆藕初比泰罗关注人才问题，是因为那时中国工人缺乏基本素质，人才问题更严峻；而泰罗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相当发达的基础上开创的管理学，可以假设人才已经具备，而忽略此问题。

　　笔者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是纵观穆藕初关于人才的阐述体系，相当大部分是针对管理层的人才管理，他在着力解决的也是“缺乏管理人才”的问题，而非只是提高蓝领工人的基本素质。实际上，与泰罗的根本差别还是在于视角不同，而中国国情在他面前突出了这个管理学的重要领域。或者说，泰罗因工程师身份所限，还没有做到从总经理的视角出发完善管理体系。

　　而西方管理真的就可以忽略人才问题，而假设人才具备吗？

　　泰罗本人就因为忽略“人”的问题而大尝苦头，被工会起诉，不得不做大量的辩解。而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即使西方也是法约尔在1925年著作《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才以“办公桌前的总经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组织整体来论述管理。

　　到1945年，梅奥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中，才在西方管理学中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不再把职工看成单纯的“经济人”，而看做是“社会人”。

　　而穆藕初先生在1919年(请注意与西方管理理论更迭时间的比较)，就对自己创办的德大、厚生两大中国当时最为兴旺的纱厂进行管理总结，写了《纱厂组织法》，其中已经大大丰富了泰罗制，就“用人”、“培养人才”做了两个专门章节的论述，“管理”、“贸易”等节也时时提到人的问题。

　　穆藕初对管理学的发展，是在泰罗制的基础上大步地向前发展，在当时绝对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最后，借用穆藕初先生论人才时的一句话：“崇拜外人的中国人，不配讲科学管理！”管理

　　责任编辑：杨 光

　　挖掘与抢救穆藕初的思想，借以强化我们官产学三界的科学管理理念，

　　提高整个干部管理队伍的素质，已迫在眉睫。

　　“管理先知”屡遭淹没，告诉国人什么？

　　文 / 本刊总编 杨沛霆

　　美国也有个“穆藕初”

　　无独有偶。历史往往重复，并且相互佐证。

　　和穆藕初先生一样，被称为前无古人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也曾发现并赞扬过一位早在上世纪初就对管理学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帕克·芙丽特，并使其广受关注。并且，两者也是太平洋两岸非常活跃的企业家和政府高层，都在现代管理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功，杜拉克曾赞美说，芙丽特抚弄过“现代管理学交响乐的每一根琴弦”。

　　但是，两者的价值，在当时以及随后，又都没有马上获得社会的认可。和穆藕初身后很快因社会剧变被批判甚至遗忘一样，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芙丽特这位本应最耀眼的明星就被淹没了，几乎没有人再提到她，甚至在她的祖国也成了一位被遗忘的人。可是她是一位无愧于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家，尤其是她的“建设性的矛盾”，已成为被当代人重新接受的“最新”理论。围绕管理中的矛盾冲突，可贵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当时一定分清是非。

　　“穆藕初”留下的启示

　　我特地引用杜拉克对美国这位被淹没的真正先知先觉的管理学家芙丽特的介绍和评价，正可以佐证穆藕初在中国的境遇与价值。从中，可以给我们中国的管理者留下三点感悟：

　　第一，芙丽特和穆藕初，同作为管理学领域的先知先觉者、为管理学做出很大贡献的大师，都被国人遗忘淹没了。这恐怕是先行者不可避免的孤独。

　　第二，他们两位都是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同时又在管理学上都有杰出贡献，甚至他们的理论、认识，现在大家还感到新鲜。

　　比如：芙丽特管理学上提出“建设性的矛盾”理论，似乎使我们想到多年来革命领袖之间的路线斗争，而依靠她的观点本可以既实际又科学地解决问题，减少你死我活的悲剧。她认为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不是分清谁对谁错的说法，以及对权力与控制、协调与融合的解决思路，至今很新鲜有用。杜拉克重新发掘并宣扬介绍芙丽特理论，是很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管理学理论家和成功的实践家穆藕初，和芙丽特又是何其相似！他对于管理与科学的论述，特别是“管理比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观点，我深表赞同。我40年前在文革中研究科技史时，已看到这个现实，但那时也还只是说科技与管理都重要，或只提管理很重要，不作比对，尚不敢公然谈出此一再被历史事实证明的真理。

　　第三，麦肯锡公司的顾问曾认为：中国政府高层与企业高层对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新生事物是敏感的，悟性也是敏锐的，而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管理者执行力素质差。“中国管理第一人”穆藕初的事迹再次从一个层面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挖掘与抢救穆藕初的思想，借以强化我们官产学三界的科学管理理念，提高整个干部管理队伍的素质，已迫在眉睫。管理

　　责任编辑：李 靖、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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