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陈浩武

　　文图/本报记者王友和 实习生洪琳

　　7月10日，陈浩武在北京告诉记者：“我昨天刚从国外回来。12号下午去安徽，之后是贵州，一直到20号行程都满了。”

　　不过，在电话中，他对记者的采访要求还是爽快地表示：“那就在合肥碰面吧，我13日下午抽些时间出来聊。”

　　13日下午，合肥。“资本市场只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生命无常，世事无常，那些经历使我开始重新对人生进行思考。10年的资本市场实践，那里曾融入了我的抱负。现在谈一谈这个话题可以，但我肯定不会再回到那个领域中去。”

　　他，曾经是湖北证券(现长江证券)创始人和“掌门”。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

　　谈初衷：“证券市场不仅仅是筹资，更是产权制度”

　　1990年上交所开张，第二年，深交所开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大幕由此拉开。

　　那是中国各大券商迅速进入夯实地基的年代。

　　上交所营业的同一年，上海第一家券商“万国证券”一炮而红，其创始人管金生从此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也是这一年，阚治东[微博]领导下的“申银证券”，业务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两年后，与这两人并称“证券界三大教父”的张国庆，从深圳人行证券管理处下海，经过几年的打理，开创证券业“君安时代”。

　　也是在1990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工作的陈浩武，受命筹建湖北证券。1991年，不惑之年的黄陂人陈浩武，走马上任湖北证券董事长。

　　应该说，在众多改革节点上有先行先试传统的湖北，当年的市场地位并不低。

　　当时，在湖北人行时任行长汪伟、武汉人行原行长李麦秋的操盘下，张国庆、陈浩武和梁全坤(当时主持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将武汉资本市场闹得风生水起。

　　承接大环境的东风，40岁的陈浩武与湘财证券陈学荣、广发证券陈云贤并称业界“三陈”。

　　证券市场起步之初，购买股票都是人工填单，再打电话到两大交易所，由交易所的红马甲输入电脑进行交易撮合。陈浩武这批一线“红马甲”们带着理想和抱负，将全身精力投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大潮中。

　　“当初的设想是通过建立证券市场，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心目中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西方的现代契约理念，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二是通过资产定价机制，通过资本市场的配置功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陈浩武这样描述当初筹建湖北证券时的想法。“我们一直认为，资本市场的主旨不仅仅是一个筹资制度，更是一个产权制度。”

　　谈创业：“不基于市场规律的决策，弊端很明显”

　　陈浩武一直认为，那一代人都是有抱负的一代人。他们当初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构想是非常美好而深远。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的一两年，关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尚未明晰。陈浩武说，通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可以建立以契约精神为纽带的股东大会制度，形成企业经理层的激励机制，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不合适的企业管理模式。“比如，当时的资金流动不是基于市场规律，而是银行贷款和财政分配来决定的。其弊端很明显：产业发展失衡，特别是轻工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因此要建立资产定价体系，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本向资金洼地流动。”陈浩武说。

　　在受命筹建湖北证券前，陈浩武是湖北人行的调统处处长(还有一个身份是金融研究所所长)。在湖北证券的10年，他带着一帮人从人行的几间小房子起家，把这家地域性的小券商的资产总额盘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几次强力股本扩张之后，湖北证券从成立之初的不到两千万元，后来增至10亿元，且净资产收益率未降反增。

　　纳税额也盘到了湖北一线企业行列。对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用下面这一组数据：“我做到第8年的时候，就是湖北第三大企业，利润除了烟草、二汽就是湖北证券。要知道，我们当时仅1000多人，当时武钢有10万员工，但武钢没有我们的利润高。”

　　在湖北证券跻身全国八大券商行列之后，陈浩武因为个人问题被查处，从此退出资本江湖。

　　在此之前，中国证券业界一批大佬相继落马。

　　谈市场：“离开了市场规律，不可能成为健康的市场”

　　“我是2000年底离开资本市场的，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在这个12年当中，我从来不讲资本市场，你们看到我在很多场合演讲，我在讲教育、讲公益；在讲税收；在讲管理，但是我从来不讲资本市场。”陈浩武说。

　　之所以不愿意讲，陈浩武认为自己离开这个市场有12年之久了，已经不是“圈内人”。

　　在陈浩武的一篇博客中，他回顾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倒塌‘3·27事件’；为购买股票而发生的深圳‘8·10事件’；以及在处理‘3·27事件’时，发生在上海交易所理事会的一些故事。这些事情，我都是当事人，是现场的亲历者。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事情都可以公开披露。有些背景资料，我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出来。比如1995年9月15日那次上海交易所理事会，会议的重点是决定对‘3·27事件’的责任人管金生和尉文渊的处分。尉文渊，当年上海交易所总经理，连同他的继任者杨祥海，都已经离开证券行业；我记得杨祥海去接任上交所总经理时，曾经调侃地说：文渊文渊，逃离深渊；祥海祥海，跳进苦海。当天参加会议的，还有我，以及海通证券的董事长汤仁荣等，也都先后离开了。”

　　在博客中，陈浩武写道：这个江湖，早已经物是人非。

　　在此次采访中，陈浩武对记者给出了“不再讲资本市场”的另一个答案：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回想自己曾经筹划和参与其中的设定目标，直言市场发展到今天，与自己当初的想象相距甚远。“我们当初设想的资本市场改革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当前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仍然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外有行政框架，每家公司都有严格的级别；二是内有行政化管理，”陈浩武表示，企业由于受到这样的束缚，按照一股一票原则确立的董事会、股东代表大会，代表财产人和投资人利益的契约监督是“丧失”的。

　　此外，陈浩武认为，由于上市制度太多由行政方式而不是市场方式完成，当前证券公司的定价功能没有发挥出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证券市场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财富效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起码最近的5年来，为什么中国的股民在股市上很难赚到钱。”

　　陈浩武认为，资本市场的核心是市场规律，今天证券市场上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遵守市场规律。“与当初我们那一代筹建人所预期的市场规律愈来愈排斥，可以说这个市场变成了一个为企业圈钱的场所，甚至成为一个分肥的场所，完全没有财富效应。”

　　说到此处，陈浩武喝了一口水，强调这一判断与自己曾经受到的挫折无关。“20多年来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证明，离开了市场规律，这个市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市场。”陈浩武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