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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王缨桑梓孔龙
保持沉默的大多数〗
这次国资委的年薪制改革，显然对其最关心的莫过于那189家中央企业的掌门人了——一纸文件，一纸责任书，这两张纸就将决定他们最切身的利益：他们的经济处境，他们的
市场地位，他们的经营行为，他们的价值取向，乃至他们的人生追求……
而他们对于这次改革的反应与态度，无疑是各界反应中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于是，我们迅速与全国十多家中央国企的掌门人取得了电话联系，希望听到他们在第一时间最真实的声音。
然而，几乎所有的国企经营者，包括平时与我们相识相知、无话不谈的经营者，此时却都不约而同地找出各种理由来回避，诸如：年底总结太忙、正在出差未归、组织纪律难违……而面对我们锲而不舍地探求，他们也只好拿出另一个很真诚的“盾牌”：“这件事再过一段，我可以好好跟你们谈一谈，但现在……”这些平时气吞山河、指点千军的“名帅”，此刻似乎集体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沉默，坚决沉默……
敢于直言的极少数
但在我们广施谷种的同时，也并非颗粒无收。甚至可以说，越是在大家低头不语的时候，那仅有的声音就越发显得响亮和可贵。
比如，在我们电话采访到一位在京中央国企总裁时，他在要我们保证不披露其身份的前提下，直言不讳地质问：“国资委出口就是25万，凭什么？”当我们问他是否已经与国资委签约时，他不屑地说：“谁会跟他签？！”于是我们马上问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要由市场来定，职务、人力资本要经过市场才能衡量。所有相关的商品价值、价格，都是交换出来的，应该是双向选择。”我们马上猜测是不是嫌25万太低了，他马上首肯：“没错，是低了！”我们又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很多中央国企总裁的年收入已经达到25万时，他证实说：“大部分都拿到了这个数，甚至超过这个数。”
其后，我们又拨通另一位身在南方的中央国企总裁的手机，当我们刚刚说明采访主题时，他便语气缓和但抢先表态说：“我觉得目前我在媒体面前批评国资委，恐怕不好吧。”虽是婉言拒绝，但态度明确，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继而我们追问为什么，他说：“现在，我们只想与国资委高层进行谈判。在这之后，我们才好对外讲。”此后我们再问，他都以“这不是一两句能说清”为由拒绝再深谈了。
沉默，等于无言吗？
相对于189这个三位数，寥寥个位数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为什么他们不愿对此多谈一字？仅仅因为话题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吗？这里或许有回避隐私的成分，但显然又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的签约金额，而是对一种机制建设的探讨。而采访中，他们的瞻前顾后，他们的欲言又止，都让我们感到了他们内心另有一份难言之隐。
沉默，表面上只字未吐；但沉默，已经表明了一切。显然国企经营者们有很多话要说，但碍于现在的体制环境，他们不敢说。甚至一位与我们平时私交很好的国企经营者，在我们苦等数小时的情况下，宁愿忍痛对我们说：“这个话题实在不能说……以后，我们谈什么话题都行！”这种话显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说的。而那敢于表态的几位匿名经营者，虽然寥寥，却可能代表了大多数沉默者的心声。
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为什么他们不敢公开说？他们作为人力资本，既然得到了政府的认可，那他们为何仍不敢公开争取自身的权利？如今的沉默，只说明了我们的国企改革离建立起真正的经理人市场，建立起真正的双向选择机制，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博弈平台，还有很长的距离。□
资料：【年薪制在中国：一波三折】
我国的年薪制试点是从1992年在上海开始的。1992年，上海市选定了上海英雄金笔厂等3家企业，在全国率先试行年薪制。同年，经国务院同意，还颁发了《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行办法》，并在全国100家国有企业进行试点。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至今，全国实行年薪制试点的企业已达上万家，试点范围扩至大型国企，涉及深圳、湖南、湖北、河南等20多个省市。据抽样调查，1998年已实行年薪制的企业经营者占总人数的17.5%。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5.2%、20.2%和41.4%。
1998年1月，原劳动部曾宣布在全国暂停实施年薪制。这期间，国有企业仅有15.2%试行了年薪制。据说，造成年薪制推广步履维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营者自身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2003年11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正式下文件，对189家中央直属国企经营者实施年薪制激励考核。目前，我国能较好发挥激励作用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年薪制、股权制、职务消费货币化。除了年薪制外，其余激励形式使用的较少。
尽管近年来年薪制的呼声甚高，反对的声音却一直存在。但曾经体验过年薪制夭折滋味的贵州茅台酒厂总经理乔洪，在二次体验年薪制时感慨说：“奖金只是一种恩赐，而年薪制是一种制度。不是你愿意给多少就多少，而是应该拿多少。作为一种制度，应该是一以贯之。年薪制拒绝红眼病！就是一个金娃娃，也要让他抱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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