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橡实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杜邦，杜邦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杜邦。在以后的美国历史中，不论是世界大战还是战后的全球竞争，杜邦不断地重复的就是这个简单逻辑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长的国度，像美国杜邦那样有200年历史的企业根本不算希奇，单单 一个同仁堂就有330多年的资历可以傲人，更不用说星罗棋布多如牛毛的老字号们。但是，在几千年轻视商人和实业的传统下，没有一家老字号成为今天飘洋过海遍布全球的跨国巨头。而今年恰好200岁的杜邦却有这个实力。

　　虽然这种比较不令人愉快，但它是一个事实。因此杜邦有足够理由进行庆贺，因为正如美国Lehigh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史密斯所言：“没有几家公司有机会庆祝200岁的生日。”对于这一差别，杜邦负责公共事务的全球副总裁凯瑟林·福特认为：“关键是杜邦进行重塑自我的能力。”

　　凯瑟林·福特当然有她自己的见解，不过，几乎和美国历史等长的杜邦的成功，也许更多地得益于和这个新兴国家同时应运而生。因为某种程度上，杜邦的历史就是一部缩微的美国历史。

　　1802年杜邦刚刚成立时，年轻的美国正处于生机勃勃而又动荡不安的时代，剑与犁并行、血流成河与欣欣向荣同步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曲。无论是战争还是开拓，在火器时代，火药都是重要手段，而杜邦开头的100年就是一家火药工厂。身为法国移民的杜邦一家侥幸躲过了罗伯斯庇尔的刀锋，满怀希望地来到新大陆。客观地说，选择火药作为起家之本当然包含着杜邦家族初创者的远见卓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年轻的E·I·杜邦出身于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主管的法国国家火药和硝酸钾管理局，很容易看出当时落后得多的美国火药工业中的机遇。

　　果然，杜邦掌握的技术使公司的火药一生产出来就远远超过所有对手的产品质量，很快就像弗吉尼亚州的烟叶和肯塔基州的威士忌一样，赢得了最佳产品的称号。在建立家族实业的同时，杜邦家族没有忘记为新兴国家出力，帮助美国政府从拿破仑手中买得了路易斯安那。凭着由此建立的和政府的良好关系以及一流质量，杜邦的定单源源不断。

　　随着美国向西部的推进，修建铁路、建设运河网、开挖煤矿、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火药的需求日益增加，杜邦的规模随之不断扩大。19世纪40年代的美西战争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对火药的需求，而克里米亚战争则带来了来自英法的定单。美国政治地位巩固、经济能力增长的同时，杜邦以同样的速度和美国一起在迅速膨胀。

　　南北战争爆发，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决定何去何从的历史性的紧要关头，美国的未来命运实际上决定于战争的结局。对于杜邦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战争期间杜邦为北方军队提供了1800吨火药，是全美国供应量的40%。而与此同时，南部联邦却为缺少弹药而发愁，一直到战争结束，南方的军火供应依然短缺而且价格高昂，火药成为影响战争的要害因素之一。火药书写了美国的历史，而杜邦则负责撰写了关于火药的这一章节，使得杜邦和美国的命运有了如此紧密的血肉联系。

　　19世纪末是美国的大建设阶段，铁路、电报、工业……一切都方兴未艾，而19世纪后期所有巨大的机械工程——大坝、水库、隧道、铁路、港口、桥梁、矿山和油井——都是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中开始的。杜邦的火药从来就不用为销路而发愁，惟一值得担心的是产量能否跟上不断扩大的需求——美国需要杜邦，就如同杜邦得益于美国一样。

　　杜邦是在高速的并购中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的。从1902年到1907年，杜邦收购了108家竞争对手来进行扩张，拥有的工人从1902年的800人激增到1910年的5000多人。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以至公司领导人皮埃尔不无告诫意义地说：“新的公司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再过100年之后，大家对杜邦的评价至少能像今天人们对杜邦上个世纪的评价一样好。”

　　不过，正是由于扩大了的生产能力，杜邦能够为盟军提供40%的火药，伦敦军火局局长说：“正是杜邦提供的火药拯救了英国军队。”所有战争都伴随着悲惨和辛酸，但必须承认，就像最后参战的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一样，战争又一次给杜邦带来了成长。1914年，杜邦的年生产能力是3860吨火药，4年战争结束后，杜邦的年生产能力增长了数十倍，达到22.7万吨；1912年，杜邦总收益是3500万美元，而1918年总收益达到3.29亿美元。

　　战争结束了，杜邦确立了新目标：为美国消费者服务。因为美国进入了消费者时代，杜邦要跟上转变了的美国，自己就必须转变。又一次地，杜邦把自己和美国的变化紧紧捆在了一起。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找到了寻找乐趣的新方式，杜邦为此推出了所有参与新兴休闲活动所需的配件用品，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享受生活。杜邦为海滩娱乐制造了橡胶浸渍的沙滩鞋、沙滩球以及橡皮筏，为体育馆制造了巨大的橡胶顶棚，为看台制造特种人造革座椅。杜邦还用人造革生产茶杯垫、留声机箱、高尔夫球杆、冰激凌容器、旅行睡袋……甚至杜邦还建议考古学家用杜邦水泥粘接古代的化石和艺术品。

　　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伊安·麦克米兰赞扬道：“杜邦提高了我们这个星球上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就在美国向一个新的方向拐弯的时候，杜邦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几乎是立刻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和美国同步，不动声色地从化学爆炸品转向了化学消费品市场。

　　当《好主妇》之类女性杂志成为杜邦的代言人，当室内装修师阿格尼丝·福斯特·赖特向主妇们推荐杜邦的油漆，当礼仪专家埃米莉·波斯特主持关于杜邦玻璃纸的节目时，谁会把杜邦和那个火药商联系在一起呢？

　　是的，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杜邦，杜邦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杜邦。在以后的美国历史中，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战后的全球竞争，杜邦不断地重复的就是这个简单逻辑。

　　正如历史学家、美国马里兰州洛克威尔历史协会高级历史研究员阿德里安·金南博士所言：“当我们审视美国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杜邦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工业革命的发端、从东海岸向西海岸的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的自我反省，直至当代汹涌蓬勃的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