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国外高水平医院“走进来”，上海探索20年积累了哪些经验|医疗机构_新浪财经

转自：上观新闻

外商独资医院可在我国包括上海等9个地区设点落地，近日“细化方案”也已出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4部门公布《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方案为独资医院试点开放明确了具体方向与细则。

鼓励国外高水平医院“走进来”，非但为有出国就医需求的患者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更有望为我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事实上，早在2000年我国已允许设立外商合资医疗机构。

上海经过20余年探索，已形成一批业内具有良好信誉和口碑的外商合资医疗机构。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近日走访数家相关医疗机构，找寻深耕本土这些年来它们的经验与特色，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和期许，为接下来国外高水平医院引入国内继续探路。

“外”字头医院何以在沪深耕

来自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是全国外资医疗机构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外资（含港澳台）医疗机构30家，包括综合医院11家、专科医院3家、门诊部13家、独立检验检查中心2家、诊所1家。2023 年全市外资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约150万人次，约占全市门急诊总人次的0.6%。医务人员总数3417人，其中医生1449人（外籍医生143人，占9.8%）、护士1968人。

上海外资企业数量与旅游人数，带来更广泛与多层次的就医需求，这也为外商合资医院在沪发展提供了天然优势。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年来，上海大力支持包括外资医疗机构在内的高端医疗品牌在沪发展壮大，已汇集了和睦家、嘉会、德达等一批信誉良好、服务优质的外资医疗品牌，主要服务在沪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和部分高收入人群。

“外”字开头医院办院理念有何不同？实践经验可见：从目标定位、诊疗特色到服务模式，主打相较公立医疗机构的差异化错位竞争，形成独有的自身品牌价值。上海和睦家医院2004年作为首批中外合资医疗机构落户，当时被称为“涉外医疗服务头部医疗机构”。作为全科类综合性医院的知名品牌，一度以“全科和生孩子”吸引市场，并在外籍群体中收获较高声誉。

上海和睦家医院早在2004年已开始运营。

2011年上海首家中外合资三级规模综合性医院——上海嘉会国际医院落户。院长吴海山医生说，医院地处企业云集的徐汇虹桥板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邻外籍人士集中的古北住宅区及徐家汇商圈，为周边人群提供更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选择，与公立医院形成互补。至今医院单体年门诊量60万人次，为来自180多个国家的约50万家庭提供国际水准医疗服务，其中30%为外籍及港澳台人士，近年来每年保持两位数业务量的增长。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于2011年启动运营。

2015年，上海在自贸区外高桥保税区内诞生至今唯一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永远幸妇科医院于2016年正式营业，定位先进辅助生殖技术，开业三年后即开始盈利纳税，而今已累计服务16万余人次，经助孕治疗出生1841名新生儿。

上海公立医疗资源强大而丰富，外商合资医疗机构如何打出“错位竞争”牌，既讲硬配套也要软实力。以永远幸医院为例，该院采用自主研发的21G极细取卵针（直径不到普通取卵针的二分之一），实现无痛取卵效果，同时联合日本集团共同研发玻璃化冷冻试剂，可提高冷冻复苏后的存活率和妊娠成功率，而这一技术至今仍是“独门秘籍”。

软实力方面，相比公立医院更注重“在院服务”，外商合资医疗机构侧重“院前+院后全流程”，力主将服务做成不可替代的产品。以美华沃德医疗集团旗下的美华妇儿医院为例，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多语种配套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微信12小时无缝对接，帮助患者安排就诊、答疑解惑等，陪产服务中满足更多元人文需求，成为吸引外籍及中高端客户群体的关键要素。

目标人群“逆转”如何适应新变化

从20年前初来乍到到本土融合，外商合资医疗机构在上海度过了“甜蜜的春天”，其中不少在过去十几年业务量持续增长，增幅从个位数到两位数不等。2020年以后，外资医疗机构面临新挑战，多家管理者向记者透露：近年来目标定位人群已出现新变化。

上海和睦家医院20年前60-70%为外籍客户，而今外籍与本土人群比例发生逆转，后者占比达70%左右，产科医疗服务贡献占比降至20%左右。同样地，嘉会国际医院门急诊、住院量绝对数上变化不大，但目标人群从建院之初的60-70%外籍人士降至30%。应对全新变化，及时调整管理思路、诊疗方向及服务模式成为趋势。各家根据个自特点，选择各有不同。

上海和睦家医院专家团队在为患者诊治。

引入更多新药新器械，为外籍及中高端人士提供更多元医疗服务，成为外资医疗机构谋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包括CAR-T治疗等多项前沿疗法，在这类医疗机构内“落地生根”，由此吸引不少海外患者慕名而来。来自新西兰的淋巴瘤患者戴尔先生，在家乡当地接受三线化疗药物无果后，通过互联网慕名选择2016年开始运营的上海曜影医院，最终在沪完成个性化的CAR-T治疗方案，取得显著治疗效果，复查评估显示疾病完全缓解。“在中国的治疗效果好，诊疗费用仅是新西兰的五分之一，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尽管外籍患者数量有所下降，但令人惊喜的是，从海外特地赶来寻求治疗的患者正在增加。”吴海山说。嘉会国际肿瘤中心于2022年引入李华教授归国，由此吸引了一批海内外肿瘤患者前来咨询就诊。该院至今已成功为血液肿瘤患者完成CAR-T治疗，其中80%为外籍人士，分别来自新加坡、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专家在为患者诊治。

在原有诊疗服务基础上，探索内涵与外延，实现深度转型，增加客户群体的粘性，也是应对新变化的做法。“20年前在和睦家生孩子的女孩，正在逐步步入中老年，这也促使我们从‘生孩子的医院’转型为多个专科领域创新探索”，和睦家医疗上海地区总院长刘薇说。2015年北京和睦家医院装配了中国非公首台达芬奇，并于6年后发布《北京和睦家医院——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蓝皮书》，从管理者的视角对新技术评价体系提供“和睦家方案”。本月下旬，上海和睦家医院长宁院区也将引入上海非公首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以达芬奇为未来外科特色平台，将能为更多客户提供更先进诊疗行为。

上海曜影医院外籍患者占比30%-40%。

而今，上海曜影医院外籍患者占比30%至40%，医院同时探索借助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手段，打造更高效的慢病管理服务来吸引人群。就在去年推出“曜健康”数字医疗服务产品，围绕数据到决策（Data to Decision）核心，打通高品质医疗+可穿戴设备+患者管理服务+患者管理SaaS平台的服务链路，“随时可触达、线上线下相结合，链接全流程服务，帮助更多客户把医生甚至医疗团队直接‘戴’回家。”曜影医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上海曜影医院院长史浩颖说。

全新契机能否助力再上发展台阶

引入高水平外国医疗资源，优化营商环境，此次出台的《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中，对独资医院“发展和规范”均提出要求。方案明确：允许医院按规定聘用外国医师、港澳台医师、港澳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短期执业，全院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中方（内地）人员占比均不得少于50%，同时对部分诊疗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例如，不得设立血液病医院，诊疗科目不得登记血液内科，不得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等。

面对更大范围更广开放的政策，外资医疗机构会否再迎来更好发展？管理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良好契机，细节实施方面期待更多红利能落地。

人才引进方面，期待更多元的多点执业，同时是否可考虑放开外籍护士等执业。刘薇说，上海和睦家医院转型期间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短缺，目前医院有300余名医生，其中全职医生200余名，占三分之二。国家鼓励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但多点执业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美华沃德医疗集团首席运营官曾健纯也提出，“期待公立医院进一步放开多点执业，让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顺畅。”

“目前外籍医生通过一定手续认定后可以在华执业，期待能开放护士、技师等人才短期来华执业，同时简化外籍医生予以职称认定、资质评价的评审流程，缩短评审时间，为医院带来更多便利。”吴海山直言。以嘉会国际医院为例，现在拥有近300名全职医生，其中83%拥有中高级职称，15%为外籍医生，支持10多种语言服务，“外籍护士尚未开放，从我们目前对接的外籍客户群体来看，未来对养老照护等需求水涨船高，对国际化护理的要求也会更多。”

打破对外资医院和公立医院的差异化监管，是共同的诉求。在前沿药物、器械、技术等方面，管理者们期待未来在合规范围内拥有更多自主权，同时能打破区域壁垒，准许具备相应资质的医院开放试点工作，将更多新理念、新疗法引入中国，真正实现与国际无缝接轨。例如，如今在港澳地区开展的新技术新疗法，在大湾区部分医院也可应用，上海这方面可否适度放宽，让中外合资医疗机构手中拥有更多新型武器。还有部分医院受限于规模，引进重大医疗设备具有一定难度，这为高端国际化医疗活动中带来阻碍。曾健纯提出，可否在非公医疗机构内进一步厘清，将外资医院与其他社会办医赛道“细分”，实现更个体化、更有针对性的管理。

参与本土医疗合作与临床试验等方面，期待进一步放大步伐。史浩颖建议，上海公立医院医疗资源与技术十分强大，像上海曜影医院这样的医疗机构对如何针对外籍人士提供全流程服务更为在行。如语言对接、沟通方式、人文环境等，更符合外籍人士的个性化需求。打破体制壁垒，实现公立医院、外资医院双方在官方层面的沟通，甚至建立类似“医联体”，将能捏成拳头更好打响上海国际医疗品牌。

吴海山则提出，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已于2020年完成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期待政府在临床试验的相关规范要求与政策上能进一步降低对此类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限制，促进医学研究在临床领域的应用，“与公立医院专家层面的交流，始终在进行，但论及院级层面的推动交流，我们渴望更多牵手机会。”

此外，考虑外资医院自负盈亏的属性，还希望能借鉴海外经验与相关模式，在政府有效监管与指导下，适当放开社会与个人对医院的慈善捐款，支持外资医院医院更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