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还原司马相如西南“踪迹史”？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如何还原司马相如西南“踪迹史”？

《司马相如西南行》书影

1984年，联合国评选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其中之一是中国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穿越的地区，曾被外国专家定位为“修建铁路的禁区”，沿途山势陡峭，深涧密布，几乎没有平地，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

然而，两千多年前，一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就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硬生生从成都“走”到了云南。

先是从成都到邛都，再渡黑水（今泸水），最后到苞满，单程约四千华里，往返真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沿途尽是高山峻岭、湍流险滩。这一漫漫历程，在作家王军的非虚构新作《司马相如西南行》中徐徐展开，各种历史资料、典籍文献信手拈来，详解当时的山川风貌、人文地理。是一部司马相如的西南“踪迹史”，更是一部“俯以察于地理”、融合古今的西南地区地理志。

爬梳典籍，“衔”起满地的历史“桂枝”

从古至今，文人西行者众。但司马相如奉诏出使西南的情形，却如烟波浩渺，踪迹难寻。

要写出这段历史，王军下足苦工，他爬梳司马相如的著述、司马迁的《史记》，由此勾画出司马相如西南行的踪迹。正如王军所言：“两千多年前司马相如的著述、司马迁的《史记》就像满地桂枝，已够喜鹊衔来，搭建起司马相如西南行的桥梁。”

比如，关于司马相如开启西南行的时间，王军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的第一句话“汉兴七十有八载”，给出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时间坐标。“汉兴”之年，是公元前206年。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以这一年作为太祖高皇帝元年。由此推算，汉朝建立的第78年，正是公元前129年。

公元前129年，是司马相如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王军查阅多方史料，推算出司马相如已50岁，知天命之时。

就这样，在扎实考证史料的基础上，王军旁征博引，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将司马相如这几千里路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或是细雨连绵的严道（今荥经县一带），或是午后风狂的筰都，或是明月高悬的邛都，甚至还有“白质黑章”的“般般之兽”（大熊猫）。而读者仿佛也穿越到了两千年前，跟随司马相如跋山涉水，酣畅淋漓地体验了一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惊心动魄。

去行走、去共情，在日月山川中回望当年

此前，王军曾推出长篇历史散文著作《李商隐》，以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个人经历为主线，从其代表性诗作入手，探寻李商隐丰富的心理世界，进而呈现出晚唐的时代气象与精神脉搏。

而新作《司马相如西南行》，则聚焦他在开通西南夷、促进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段历史。

从李商隐到司马相如，二者的创作有何不同？王军在书写历史名人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走近这些遥远的往事？王军表示，创作《李商隐》，是在古籍里徜徉，更多的是读万卷书，了解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牛李党争等时代给予他的影响，着力解析李商隐诗，甚至采用白话译文，努力接近李商隐的内心；而创作《司马相如西南行》，聚焦他在开通西南夷、促进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段历史，更似用行万里路的方式贴近和体会司马相如开边、安边的艰辛与坚定信念，“还司马相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本来面目，还司马相如在历史上长期被人所忽略的政治家的一面。”

从李商隐到司马相如，都有相似的人生底色

“李商隐和司马相如都写出了自己的时代精神。”

在王军看来，李商隐诗深情绵邈、索解无端，具有超前的现代性和象征手法，以最恰当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了晚唐江河日下、黄昏渐近、风雨飘摇的时代精神。而司马相如的赋特别是《天子游猎赋》，呈现出总揽万物、兼容并包的时代特征，传达出海内晏然、八方来朝的大汉气象，以及囊括天下、万端鳞萃的壮大气势与奇丽景象，充分展示了汉代盛世的繁华自信，展现了容纳万物的时代特征。“辞赋文章无法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却可以满足一个人寻找安心立命之归宿的需要，满足人的心灵的需求。这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李商隐的诗词与人生底色，同样揭示出诗词对一个人安心立命的‘无用之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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