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抗战战地救护|陈嘉庚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黄鸣鹤

　　1940年8月14日傍晚，陈嘉庚所率领的南洋侨界回国慰劳及考察团从云南抵达贵州。在贵州考察期间，陈嘉庚惊喜地发现，许多故人在贵州各领域任职，例如，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福建莆田人，1922年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后因厦门大学发生学潮，带领部分厦门大学师生出走上海，另行成立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此外，最令陈嘉庚开怀的是老友兼儿女亲家林文庆的长子林可胜。陈嘉庚在1943年自述体的《南侨回忆录》中惜字如金，许多人与事，数言或百字带过，唯林可胜与他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战地救护总会，书中以“贵阳中国红十字会”“努力之精神”“救伤远胜前”“勇为与畏缩”“南侨补助救助总站”五节千余字予以记载。

　　临危受命

　　林可胜出生在新加坡，幼年即赴英国留学，后考入爱丁堡大学，从事医学，学成后归国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1938年春，在汉口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总队并出任队长。

　　作为归国华侨，林可胜所组建的战地救护总队可说是受命于临危之际。1937年7月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中国军民以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粉碎了倭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呓语，但中日间国力及国防动员体制的巨大差距，也明显暴露出来。以战地救护为例，战地救护是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战斗经验的老兵，远胜于10个无经验的新兵，而战场救护，能让受伤战斗员得到及时救治，建立及时的抢救、包扎、分流后送救护机制，伤员死亡及重度残疾比例将下降，受伤士兵也可以在得到医疗、护理后，于较短时间内重返战场，这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可持续性来说，非常重要。1938年淞沪战场，交战双方在较小区域内投入大量军队，且日本海陆军进击，海上巨舰重炮、空中飞机如蝗，交战地区形同“人肉磨坊”，战役结束后总结：中国的战地救护缺乏组织体系和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人员，虽然也有上海医院的医护人员主动参加到救护中，但生死瞬间的战地救护对医护人员有更高的要求。国民政府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在准备武汉战役的同时，也将战地救护的工作提升到紧要工作的清单中，林可胜作为当时顶尖的生理医学专家，当仁不让地担起这项工作。

　　林可胜在决定接受国民政府的委任后，先将妻儿送回新加坡，并与彼时已辞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回新加坡居住的父亲林文庆短暂团聚，随后毅然只身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全身心投入中国战场的伤兵救护工作中，与家人的再度相聚已然是抗战胜利后。

　　战地救护的重要性

　　1854年的欧洲克里米尔战争，护士南丁格尔向英国军方建议开办战地医院，及时救治战场受伤者，南丁格尔晚上提灯巡查伤病员床铺的场景，成为一幅战地人道主义的剪影，被誉为“提灯天使”。1863年10月，瑞士人亨利·杜南倡议成立红十字会，其宗旨是在战争中行善，保护和救济战争受难者，并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以中立团体的身份对战争受难者进行保护和救济。根据《日内瓦公约》，红十字会人员并不是交战人员，其职责是救护战争受难者，任何攻击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行为将被视为违反战争人道主义的暴行。

　　日本以自己并非《日内瓦公约》缔约国为借口，在二战期间普遍性虐待战俘、枪杀战地救护人员。在硫磺岛战役中，指挥官“美国通”栗林忠道在战术指导时竟然要求士兵“将美军的战地救护人员作为优先射杀对象”，认为“可以快速有效地削弱美军的战斗力”。事实证明这一釜底抽薪的计策是奏效的，硫磺岛战役是日美太平洋攻防战中双方战损比最接近的战役。但也正是这种不惜逾越战场人道主义底线的行径，成为美国决定对日本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东京大轰炸）和决定投放原子弹的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中国军队，仍处于由旧式军队向现代化军队转变的过程中。地方军阀部队长期缺乏正规化训练，其战斗多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争地盘战斗，人力成本低，对军队卫生、医护并不重视。林可胜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要从理念认知、制度建设、物资筹集、人员培训等方面，从无到有建立中国军队的战场救护、医疗卫生、战时防疫等多项体制。

　　林可胜自幼留学，回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积贫积弱、国力不彰却被屡次打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国情是了解的。受命后，林可胜面对救护资源的严重短缺并不抱怨，带领团队因陋就简干事业。随着武汉沦陷，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战地救护总队于1939年3月辗转迁移到贵阳图云关。在这里，林可胜与陈嘉庚在遍地烽火中相见。‌

　　创造条件将事情做好

　　在陈嘉庚的回忆中，陪同林可胜前来相见的还有其助手周君，“周君厦门人，在协和医大毕业”。书中未记载周君名字，比对资料，笔者查证周君为厦门鼓浪屿人周寿恺，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内科指导员、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交流中，林可胜介绍救护总队开办经费“国币八万元”，除战场救护外，还承担战地救护人员的培训，军队卫生防疫（如灭虱工作）。

　　林可胜团队总结出了一套便捷的救护人员培训机制，根据救护原有的医学基础，将救护知识梳理成若干种类，救护人员快速学成后到军队承担战地救护职能。这些战地救护人员还将承担军队卫生防疫的任务，比如怎么在军营周边灭杀蚊虫、切断虫媒传染病的传播。要知道，疟疾、伤寒、回归热、疥疮等传染病可以让一支军队在短时间内丧失战斗力。救护总队生产了许多可随身携带的漂白粉小瓶，让军队在行军中净化饮水；救护总队还教他们如何挖掘行军厕所，如何快速组装以明矾沉淀法及当地木桶、细砂过滤饮水的简易净水器。

　　在林可胜团队的努力下，救护总队活跃在全国各大战区。1940年前后，救护总队由组建初期的37队陆续扩充至178队，医务人员一度达3420人，建立前线临时医院600多所和后方医院200多所，中国军队的战地救护体系基本建立，实现了救护总队的誓言：“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

　　林可胜团队还设计了简易焚化炉，用于处理各种医疗垃圾；建立中央血库制度；从受伤士兵的体检报告中分析前线士兵的营养状况，制定标准饮食手册；设立伤兵特别经费，给伤兵增加“特别营养餐”，经费主要源于东南亚、北美的华侨捐款。

　　南洋华侨鼎力支援战地救护

　　第一次见面后，陈嘉庚感佩救护总队在物力艰难的情况下，努力将工作做到最好的乐观精神。留洋博士穿中国布鞋，与团队在贵州山区坚持做正确的事，伤兵受到用心照料，身心康复的同时也感受到医护人员的仁心与同胞之爱，心中的感激、感恩转化为感奋，亦转化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勇毅。

　　见面后，陈嘉庚一行即到救护总队现场参访，与伤兵、医护人员聊天，了解到救护工作的资金、物资紧缺，发现在资金不足、物资进口渠道受限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就地取材，制作功能相近的器具，《南侨回忆录》中述及“种种医具，现不但无德意日等敌制之器，虽英美制者亦难办到。故所缺者，系用我国新发明器具替代，虽不及外物之佳，亦胜于无，此亦不得不教之”。陈嘉庚一行在图云关停留了两天三夜，见到了救护队里的华侨，很多人毕业于外国名校，有着博士头衔，却毅然回国投身烽火，令人钦佩。陈嘉庚还意外地发现，香港爵士何东的女儿，竟然也在救护队伍中担任护理，另外还有来自11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志愿医护37人（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队员名录》整理），身体力行践行红十字会的无国界精神，共同反对法西斯。

　　了解到救护总会运行维系费用不足，陈嘉庚主动应承由南侨总会每月捐助一万元（返回新加坡后即汇款21万元）。此外，南侨总会募集了大量救护车用于前线救护，另加20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还发动各地华侨捐献药品，并在新加坡设厂自制奎宁、人丹等药；同时还募集了大量救伤袋、雨衣、胶鞋等物资专用于战地救护。由南洋华侨捐赠的许多物资，由南侨机工驾驶卡车，从滇缅公路运到贵州图云关的救护总会仓库，再配送到各分支仓库或战区前线。

　　战地救护精神

　　彼时虽是国共合作共御外侮的时刻，蒋介石政府对中共抗日军民的防范之心却丝毫未减，种种压制与封锁。林可胜领导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但是在战地救护事宜上，林可胜超越党派、一视同仁，将所有抗日力量视同争取国家独立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向侵略者开枪者皆为同胞同袍，先后派遣20余支医疗队奔赴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助，并适时调拨经费、药品、器械，平等任用救护队伍中的进步青年和国际左翼医生，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1938年从汉口救护总队，辗转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6年5月底，救护总队奉中国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