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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今年初的一篇日语长文里谈到过,如若在中日两国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找出几位诗人,条件是在自己的母语中家喻户晓,经久不衰地被一代又一代人广泛热爱、阅读、研究,同时越过自己的母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后,同样在其他语种中被热爱、阅读、研究,中国可以轻易举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寒山、北岛等。反观日本,可能只能写出两个诗人的名字:古代的松尾芭蕉,现代的谷川俊太郎。
我没统计过近四百年来松尾芭蕉被翻译成了多少种语言,出版了多少部外文版俳句和俳文集,但光是我的书架上就陈列着厚厚的英文版、瑞典语版、阿拉伯语版、汉语版《松尾芭蕉俳句全集》。据说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的松尾芭蕉俳句选和俳文集。汉语版的芭蕉著作(包括繁体字版)估计多达20余种。至于现代诗人谷川俊太郎,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了82本外文版诗集或诗选集。就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谷川俊太郎在东京的荻漥医院平静地走完了他92年的人生旅程,这篇文章也因此一度中断。
俳句的由来
在唐玄宗即位的公元712年,芭蕉崇尚的诗圣杜甫出生。两年前的710年,日本奈良时代举国迁都,由藤原京(奈良县中部的橿原市和明日香村)迁往北部的平城京(奈良市)。之后的日本文化借着汉字的闯入逐渐形成自己的轮廓,并随之蓬勃发展。《古事记》《风土记》《日本书纪》《怀风藻》《万叶集》等日语和汉语作品集应运而生。754年,鉴真和尚历经磨难东渡成功,他的到来更是为刚刚形成的日本文化推波助澜。在鉴真抵达岛国的第16个年头,日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在大伴家持等歌人的编纂下诞生,标志着日语诗歌的真正开始。
日本现存的定型诗有三种:和歌(短歌)、俳句、川柳。它们发生的时间顺序依次为:奈良·平安时代(和歌)⇒室町时代(连歌)⇒江户时代(俳谐连歌→连句→俳谐发句→川柳)⇒明治时代(俳句)。其中和歌与俳句之间的时间距离相隔数百年。稍晚于俳句的川柳最初出现在江户时代中期,其名称取自“点者”(判定连歌、俳谐优劣的人,在江户是一种职业)柄井川柳(1718-1790)的名字。川柳的形式感跟俳句相同,采用575节奏和音节。不同的是俳句独立于俳谐连歌发句,而川柳则是作为连歌的附句而存在,且不受俳句常见的季语约束。川柳以口语为主体表现人情世故,讽刺社会、调侃人性,内容多以娱乐和语言游戏为主,缺乏深度和文学性,在俳谐中被称为“杂俳”,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打油诗,因此一直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也很少成为研究的对象。
“和歌”派生出的“连歌”是由多个作者接力共同创作的文学形式。在“连歌”里加入诙谐、游戏元素后又派生出“俳谐连歌”,简称“俳谐”。随着江户时代识字率的普及,俳谐在上流社会的武士阶层、官僚富商和文化精英的中产阶级之间渐渐流行开来。1300多年以来,每个时代的日本都出现过一些灿若明星的歌人和俳人,但能像芭蕉一样在母语内外均被广泛传播、持久阅读,形成一道永不褪色的文化风景的定型诗人却少之又少。
北上江户
1644年(出生月日不详),芭蕉出生在离两座古都(奈良和京都)不远的三重县伊贺国上野赤坂町(现在的伊贺市)一个普通家庭,小名金作,本名忠右卫门,后改为宗房。芭蕉一生中使用过诸多笔名:桃青、泊船堂、钓月轩、素宣、风罗坊、栩栩斋、芭蕉等。芭蕉13岁丧父,15岁开始在奈良、大阪、堺市等地学习和歌,18岁前往京都,在活跃于江户前期俳人北村季吟的门下学写俳句,19岁成为老家当地领主藤堂良忠(长芭蕉两岁)的侍从和陪读,芭蕉的第一首俳句正是写于19岁这一年,“立春/正月到/小除夕不离去”,并首次使用俳号“宗房”。23岁时,因藤堂良忠的英年早逝而失业,开始频繁前往京都与北村季吟切磋俳艺。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芭蕉的俳句被每年度出版的俳句选集所采用。直到29岁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去往江户(东京),故乡伊贺上野一直是芭蕉创作活动的主要据点。
在进入芭蕉俳句世界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日本俳句的大致状况。俳句在日语中一般被划分为三大流派。一、室町时代的连歌师荒木田守武(1473-1549)和山崎宗鉴(1465-1554),两人被称为俳谐鼻祖,开创了俳谐连歌,算是俳句的源头式存在;二、江户时代的“贞门派”,即俳人、歌人松永贞德(1571-1654)。他提倡俳谐的娱乐性和教养性,主张使用俗语和汉语入俳,注重古典技艺和形式感,但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游戏领域和陈腐之气,被视为古典派;三、同是江户时代的“谈林派”,即俳人、连歌师西山宗因(1605-1682),他主张俳谐必须以“轻口”和“无心所着”入俳,也就是滑稽性和自由奔放,用现代概念也可以理解为幽默和无意识。“谈林派”的出现虽然使“贞门派”成为过去,但随着西山宗因的离世,“谈林派”也日渐式微,失去影响力,渐渐沉没于时间的长河。
芭蕉就是受到后两派恩惠的俳人。将“贞门派”的古典性与“谈林派”的自由性融为一身,通过不断革新与进化,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蕉风”。
抵达江户后,芭蕉的俳风发生了很大转变。芭蕉北上江户的动机说法不一,有学者说是厌倦了关西的俳句环境,出于回避。也有一种说法是,之所以奔赴新兴城镇江户闯荡,是为了寻找新的灵感刺激。我个人更愿意认为是芭蕉听从内心的召唤,在江户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圆满画上句号。当然,对于身无分文的芭蕉而言,去江户也是接受一种磨难和考验。
青蛙俳句
最初抵达江户的芭蕉居住在江户的日本桥(现在的东京都中央区)。1678年,35岁的芭蕉以俳号“桃青”成为“宗匠”——职业俳谐师。取得这个资格意味着能广收弟子,可以靠俳句(改稿和演讲)安身立命。两年后的1680年,芭蕉迁往位于隅田川沿岸的深川(现在的东京都江东区,在当时属于郊区)由弟子们出资兴建的“芭蕉庵”。这次搬家,非常符合芭蕉内心渴望的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远离外界喧嚣,享受孤独带来的内心宁静,俳号也由“桃青”改为“芭蕉”。直到病逝,他在“芭蕉庵”共生活了14年。这14年是芭蕉俳风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这期间芭蕉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广为人知的青蛙俳句就写于这段时间。
一般认为,青蛙俳句是确立芭蕉独特艺术风格“蕉风”的代表作。1686年春,芭蕉在弟子们群聚的“芭蕉庵”创作了这首俳句:
古池塘
青蛙忽地跳入
水声响
——松尾芭蕉(笔者 译)
单看这首俳句,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芭蕉创造了俳句文化的原型。他追求俳谐的纯粹和深远,并不拘泥于对意义的表达,而是超越语言和意义,把人类共通的美感(美学意识)表现到了极致,让读者借着留白和余韵去发挥想象力。在有限的17个音节中表现自然之美和内心深处的感受,以最少的文字和最短的形式把意义和美感最大化,从而把俳句推向了艺术化的高度和文学性的顶峰。同时,芭蕉也创造了与“切字”(俳句的一种表现技法,用于断句的词语,在俳句中扮演着无限扩展、整合以及感动的角色)相互组合的修辞手法,开辟了近代俳句通向未来的道路。
这也是后世把芭蕉奉为俳圣的理由之所在。季语作为俳句不可或缺的要素,分别有春、夏、秋、冬、新年、节日等。现代人创作或研究俳句,一般都会参考《岁时记》。多年前,一位日本俳人得知我要翻译俳句,送了我一本厚达1700页的图文并茂版《日本大岁时记》。“青蛙”作为这首俳句的季语,在日本人的季节感里为“春”。这对于周边的几个邻国来说,恐怕难以理解,因为一说到青蛙,大家一般都会联想到夏天。这一点也是俳句里的季语有时不易把握之处。
青蛙在这首俳句里的日语发音用的是古语的表记形式,非常绝妙。我在以前的《松尾芭蕉俳句选》写过这样一段话,引用如下:
在这首俳句里,芭蕉将中国古诗中虚实搭配的表现法做了绝妙的隐形处理,时间和空间在此清晰可辨,暗自涌动。在只有一个动词“一跃”或“跳入”的这17个字母里,芭蕉想要揭示的实际上是动与静并存的矛盾共同体,或曰动与静的哲学关系,禅味十足,主观与客观统合在一起,其韵味可谓“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青蛙和青蛙一跃而起的行为本身掀起的水声为动的一方,它象征着鲜活的生命,可归类为发生和正在发生以及刚刚发生过的行进状态;古池则代表着幽境与闲寂,既是作为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参照物,也象征着永恒不变的时间和历史,为被动的接受方。“古”这一字是一个关键词,它为这首俳句增添了不少质感。原诗中的切字“や”作为断句的关键字举足轻重,为这首俳句节奏的停顿和意义的递进锦上添花。或许由于俳句在文字中的严格限制,诗人并没有在聒噪的蛙鸣甚或青蛙眨动的眼睛这些环节上着墨,青蛙是单数的一只还是复数的两只、是绿色还是泥土色甚至其大小都未在俳句里点明,而是把它省略在文字之外,但仍让读者强烈感受到青蛙的动感存在。阅读俳句,需要读者想象力的配合,就像这首俳句里的青蛙,思维正常的人一定不会把跳入古池会叫的青蛙想象成哑巴。在俳句中过度的修饰和宣泄是一种禁忌,它是静态文学的代表,这与中国古诗中的极度夸张、词语的张扬和重口味的情感色彩形成鲜明对比。
“不易流行”
居住在“芭蕉庵”的第五个年头,1684年,芭蕉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各种纪行之旅。具体为:1684年,41岁,《野晒纪行》;1687年,43岁,与弟子河合曾良、芭蕉庵邻居禅僧宗波的《鹿岛纪行》《汲之小文》;1688年,44岁,与弟子越智越人的《更科纪行》;1689年,46岁,与弟子河合曾良的《奥之小道》(又译为《奥州小道》)。“不易流行”就是芭蕉在《奥之小道》之旅中体悟出的概念。这本俳文集是芭蕉纪行文学的代表,对“蕉风”的形成和后世的游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年的芭蕉一直生活在旅途。《奥之小道》是芭蕉在纪行中写下最长的俳文集,引经据典,很多中国古代诗人在文中登场。场景、历史、想象、思考交织在俳文与俳句里,构成了广阔的文学空间和强大的文学性。游历完“奥之小道”,芭蕉共耗时约150天,徒步2400公里,从“芭蕉庵”出发,途经武藏(东京都、埼玉、神奈川、横滨市)、下野(栃木县)、陆奥(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县、秋田县)、出羽(山形县、秋田县)、越后(新泻县)、越中(富山县)、加贺(石川县)、越前(福井县)、近江(滋贺县)、最终抵达美浓大垣(岐阜县)。
1689年,芭蕉与弟子曾良造访了山形市的立石寺。这座寺院创建于平安初期的860年,与岩手县境内的中尊寺和毛越寺,以及宫城县松岛海岸的瑞岩寺构成“四寺回廊”。寺院中的木造药师如来坐像是日本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芭蕉在参观完这座万籁俱寂的寺院后,写下另一首著名的俳句:
一片寂静
岩石里
渗进蝉叫声
——松尾芭蕉(田原、董泓每 译)
芭蕉似乎对清幽与寂静情有独钟。这首写蝉的俳句与上一首青蛙俳句如同姊妹篇,相互对应,将凝视、眺望、遐想以及瞬间感受融为一体。简明、含蓄、深刻,自然且富有禅意,把“蕉风”里所追求的“寂、静、细、轻、幽玄、空寂、物哀、古雅”的境界表现到极致。
不分行的俳句作为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每首中潜藏的文学容量是无限的。俳句是时间的艺术,也是沉默的代言人。古池里的青蛙与渗进岩石里的蝉声被芭蕉永恒定格在他的诗句里。两首吟咏的都是小事物,却有超越次元的深度。比起意义,俳句美感上的神秘性和难以言喻的余韵,将俳句的不确定性和深远性最大化,与老子的“大道至简”和“大音希声”不约而同。两首俳句中的“青蛙”与“蝉”都构建在一个动词上。日语里“渗进”这一动词据说始于芭蕉。即使近四百年过去,这两首俳句也完全感觉不到时空、语言、文化的流逝,现在读起来仍感新鲜。为什么不会过时,不会被时间破坏呢?为什么会有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力量呢?因为俳句是理解时间的真理。其普遍性构筑在仅仅十七个音节上,想来真的不可思议。
现在的“不易流行”早已超越俳句概念,被广泛使用在建筑、经营、美术、影视、教育等领域。“不易”是指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不能改变的东西;“流行”则是指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改变的东西。不易为始终不变的本质;流行则是随时代的不断演变而创新。不易与流行看似矛盾,其实是矛盾与统一的结合体,在根本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芭蕉在《奥之小道》中说过:“不理解不变的东西,基础就不成立;但不理解变化的东西,就不会有进展”。可以看出“不易”和“流行”并不是只重视或强调单方的。芭蕉认为“正因为把不易和流行放在同一位置,才能诞生基于坚实基础的新艺术”。 “不易”与“流行”合二为一,或曰两者的根本为一。有“不易”才有“流行”,有“流行”才有“不易”。
俳句自古是通过结社这一媒介传播开来的,日本俳坛至今仍沿袭着这一传统。每个时代都产生各种流派和不同主张。但摆脱“连句”的芭蕉之革新,明治时代确立俳句外在形式的正冈子规的俳句革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正因为有了他们两人的革新,俳句才得以兴盛并与世界接轨。芭蕉的“不易流行”和高浜虚子的“客观写生”揭示了俳句的方法论和方向感。贴近现实的“一茶调”的小林一茶,以写实手法描绘情景的“俳画风”的与谢芜村,最早提倡“写生”的子规,不受季语束缚的奇才种田山头火等俳人,以及试图融合“社会性”和“前卫性”的金子兜太等,都展现了用“一行诗”来表现时代与现实、理想与情绪、批判与反省的可能性。
松尾芭蕉(1644—1694)
日本江户时代俳谐诗人。他在前人基础上把俳句发展为具有高度艺术性和鲜明个性的短诗,被称为俳谐的典范,日本人奉之为“俳圣”。
凝缩心灵的艺术
芭蕉还写过不少思考人性的俳句。
说人长短
口生寒
冷似秋风吹
——松尾芭蕉(田原、董泓每 译)
芭蕉的这首俳句被日本人当作为人处世的警示名言。意思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在背后说三道四,尤其是说别人的坏话。事后不但懊悔,还会因此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灾祸。精通汉文的芭蕉一定读过“非礼勿言,言必有失”(论语),“非礼勿言,言必招辱”(宋·徐经孙)这些古文。季语“秋”在这首俳句用得非常准确,若改为“冬”将完全变味。
俳句是凝缩世界与心灵的艺术。虽然忌讳像中国古诗那样使用夸张手法去渲染,但却能让人感受到潜藏在文字里的安静力量,甚至超越语言,带来一种沁入人心的不可思议的感动,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俳句最为核心的魅力。1971年,风靡一时的英国甲壳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访问日本,在采访中说:“我认为俳句是至今为止我所读过的最美的诗。我也想把自己的歌词写得像俳句一样简单,像俳句一样美丽。”
在翻译芭蕉俳句的过程中,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芭蕉竟如此精通汉文、汉诗。《奥之小道》和其他俳文里也经常引用到中国典籍,涉及哲学、诗学、历史、天文、宗教等领域。于是我想到一个问题,俳句和中国古诗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从俳句的起源来看,不分行的575这十七个音节与五言绝句(20个字)和七言绝句(28个字)完全不相干。可是,和歌和俳句中“57”这个音节的规定为什么不是“46”或其他数字的组合呢?我想这不仅仅只是历史的偶然吧。汉诗有绝句、五言、七律等形式,和歌和俳句也许在最初诞生时,为了不至于偏离,采纳了中国古诗里的“5”和“7”的语言形式,从而进行了日语化处理。汉诗和俳句的韵律感虽然不同,但若考虑一下俳句也包含着诗歌不可缺少的起承转合的特征,且具备超越时代和文化隔阂的元素,就不难想象汉诗与俳句之间隐秘地保持着的关联性了。
1694年11月28日,51岁的芭蕉得知大阪的两位弟子为争夺关西俳坛的主导权而不和,前往大阪进行劝说,没想到因患腹泻而成为不归人。临终三天前,芭蕉让随从的弟子拿来笔墨,写下辞世之句:
病倒旅途中
梦里荒野狂奔走
——松尾芭蕉(笔者 译)
□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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