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评《通官绅之邮》︱重铸自身与重铸社会|历史_新浪财经

《通官绅之邮：江苏地方精英的角色（1905-1914）》，[法] 萧小红著，[法] 萧小红、[法] 王资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

近期我在翻阅法籍华裔学者萧小红教授新近出版的《通官绅之邮——江苏地方精英的角色（1905-1914）》，这部新著其实并不新异，而是她1997年在法国博士毕业论文通过后由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校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说起来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了。不过，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我以为仍然是新近而具有启发性的，很多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啻具有醍醐灌顶的警示功能。中国的近现代史学百余年来深受革命史观的影响，总是忽视乃至遮蔽那些曾经发生过，甚至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的基本史实，然而，中国的近现代史正是由这些数不清的非重大历史革命事件一步步累进完成的，看上去它们并没有多少革命主义的光环，甚至具有某种保守改良的性质，但是，正是这样的点滴工程，却是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转型的真正动力。这部著作选取的便是中国百年变革中的一个片段，怀抱着历史的温情，用厚重而翔实的笔墨，着重考察和分析了江苏地方精英们在1905-1914年间围绕着教育、政治、经济的社会化改良活动，揭示了他们对于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贡献。在近代史学界，这类研究无疑具有非常新颖和独特的价值，我认为它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另外一个维度的进展，与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首先，这部著作还原了历史的某种真实境况和社会进程。当今的读者一接触到近代史，映入眼目的绝大多种读物都是伟大的革命事件，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国民革命，直到五四运动，工农革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当然都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具有着顶天立地的作用，但是，这些重大的伟大革命之外，或者贯穿着这些革命运动之间的，其实中国社会还有很多看上去局部实乃更为本源性的社会活动，它们往往是伟大革命赖以发生和取得胜利的社会基础，但却被舍弃掉了。例如，萧小红研究的这块历史内容，即在晚清和民国初年以江苏教育总会的创建及其围绕着它的发展壮大而孕育出来的东南官绅们推动中国社会从教育变革到政治变革的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局性改良运动，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内容，它们构成了与中国革命史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面向。阅读这部书，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它还原了当时社会的这个久被历史学家们忽视的真实情况。

该书用大量的篇幅具体分析了作为地方单位的江苏教育改革的历史内容，从晚清江苏地方精英参与教育改革到江苏教育总会的创立以及地方精英与教育改革的互动，全书大致有三分之二的文字用来分析和解剖这个围绕着地方教育改革的社会活动之实录。我们看到，作者抓住了中国古今之变转型期的1905年到1914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集中关注在辛亥革命这场政治和军事革命背后的有关教育改革事宜，在她看来，教育改革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的症结点。因为传统社会的官制基础是科举制，社会精英（从中央到地方）通过科举制进入政治行政领域，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但晚清之际，科举制摇摇欲坠，直至科举制被废除，这个通道关闭了，精英阶层如何进入统治行政领域就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早在晚清新政之时，张之洞、刘坤一领衔实际由张謇等人参与策划起草的“江楚会奏”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国家行政、军队和教育的方案，新政中的一项就是教育改革。随着科举制废除、清王朝湮灭，政治和军事另立新章，但教育改革却依然需要开展现代化的探索，于是，在民国初年，因应社会诉求，为社会精英群体开辟新的社会进阶途径，官绅从事教育改革就成为一时的风尚。可以这样说，革命伟业完成了，教育改革才刚刚开始。

这是一个大视野中的中国近现代途径，作者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潮动中抓住教育改革这个枢纽，还原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的境况，把当时有关的从中央的京师大学堂到各个地方省市的风起云涌的教育变革的新事件、新方式和新人物，汇总参照，互为映鉴，描绘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社会图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少使读者看到，在革命纷纭之外，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在教育改革领域，其实还有着更加波澜壮阔的生机，而它们的担纲者并不是大家熟知的那些革命元勋和军事领袖，而是在此期间占据核心地位的“官绅”。本书的书名便是借用了张謇使用过的词汇：“通官绅之邮”，在作者眼中，“官绅”是一个动态的词汇，意味着传统的官宦逐渐融入社会，在政治（国家）与社会（经济）分离的现代化结构中，由官而绅，担负起重铸自身与重铸社会的使命，在此曾经的前清状元竟然一变为江南士绅，这些前清科举进士及第的官员们，他们在新时代因应社会潮流，由官绅转变为士绅，作为社会精英，他们主动地启动了社会变革，这是一场从经济到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变革，这部书便是围绕着张健领衔创建的江苏教育总会及其引发了一系列教育变革的事件而展开的。

我曾经研究过西方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我发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社会，有一大批所谓的社会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也可以称之为苏格兰社会的士绅，像哈奇逊、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等人，他们接续了英格兰光荣革命的思想成果，在洛克、潘恩的革命理论之后，寻求的是关于社会重建和改良政府、理顺经济秩序、恢复法治传统的事情，这一点与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张謇所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士绅精英所做的事情，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的重心都不在打破一个旧政治，而在构建一个新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一大批社会精英如何融入社会，领导社会，需具备何种新知识，树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新标杆，等等，都需要教育体制予以形塑。所以，从长远的视野来看，新型教育体制的改革就远比军事和政治上的革命运动更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士绅们所探索和实践的路径，并非法国启蒙运动的革命教育路径，而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改良路径，通过点滴的教育改良，把传统书院的有益资源和工商经济的社会财富支持，打通教育、经济与政府的隔膜，不受制于国家政府的行政羁绊但有谋求政府的善意扶持，这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改革成为这批新型士绅的基本理念和教育改革的指导原则。这部书虽然偏重于历史事实以及统计数据表格的调查性分析研究，使用的是实证历史学的方法论，并没有多少思想史的深入思考，但其底蕴却仍然能够唤起读者的联想，其内在的关怀是历历在目的。

翻阅这部书时，我还不时地涌现出另外一个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作者如此关注这个地方性的教育改革主题呢？作者的主题定位和思路是非常明确的，以江苏教育总会的设立以及运作实践为中心而展开，但为什么选择江苏，而不是其他省份，为什么集中教育改革而又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囊括当时中国除了军事之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议题呢？这些看上去具有历史学科的延续性甚至偶然性，即关于这个时段的中国教育改革，尤以江苏的教育改革最为凸显和成功，很多相关的学术研究大多聚焦于此。萧小红教授也是学有传承，一路做下去，自然水到渠成。但在我看来，这只是表面的视角，其实通观此书，这个主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甚至溢出了狭隘的近代教育学领域，具有了某种社会政治理论史的意义。因为本书紧紧抓住了“地方精英”这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学变量，于是其关于教育改革的研究就具有了另外一番含义。谁都知道传统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的大一统机制，地方精英在这个体制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晚清时代有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外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结束，汉族官僚的地位明显上升，且还出现了东南互保运动，地方势力，尤其是江南势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至于辛亥革命和民国构建，就是地方势力脱离满清统治自立协商建国的政治和军事成果。本书考察的教育改革时期（1905-1914年）正是晚清和民国政治权力交替易位的跌宕起伏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地方精英无疑在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教育改革领域只是其表演的一个场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教某种意义上具有西方社会中的宗教神学的意味，所谓以史代教的传统及其现代变革。所以，抓住“地方精英的角度”，这部书就具有了纲举目张的作用，作者使用这个副标题也是恰如其分的，对此她显然有清醒的问题意识。

应该指出，央地（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枢纽，在大一统体制下，地方被中央压抑，社会缺乏生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转型，就是以地方势力的崛起为标志的，晚清的垮台以及民国的肇始，与地方精英的主导性裂变密切相关。地方精英逐渐脱离中央政权的管制，但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处理央地关系，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都面临的一个攸关问题，若任其演变，就会导致地方割据乃至国家四分五裂。在此，地方精英的角色就变得非常重要，其中，地方精英的知识获取、人格塑造以及权责匹配，等等，就显得十分关键。本书虽然不是一部历史政治学的专著，但就其关注的教育改革领域，其实也涉及央地关系，即协调处理中央教育部门与地方教育机构，尤其是诸如省级教育总会这样具有民间性质的机构的关系问题。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江苏省教育总会聚集的江南社会精英，他们不是盲目追求地方教育的自治性和独立性，而是协调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的关系，确立相关的权责范围，相互补益，共同推进教育体制的改良主义变革。虽然矛盾是时时处处存在的，但通过协商和妥协总是能够部分解决的，这就是点滴性的社会变革之精要。当然，这就触及本书的一个关键部分，即为什么是江苏教育总会云集荟萃的地方精英所推动的教育改革，由此撬动中国传统社会的古今之变的呢？这样一来，本书的研究对象就具有某种特殊性甚至典范性的含义，通观这部著作，我发现作者隐含着指出两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它们是支撑本书主题结构的两个要点或支点。

第一，本书选取的江苏省尤其是江苏教育总会勾联的江苏乃是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大江苏，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江苏可不是一般的省份，而是晚清以降直到抗战前期中国社会最为发达的省份，不仅是经济社会而且还是人文社会等多个层面。就地域来看，它甚至包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所谓的江南富庶之地和人文昌明之所，这个大江苏可谓占据二分之一，其次就是浙江和安徽以及武汉等沿江的部分地区。所以，张謇设立江苏教育总会把会址放在上海，别有一番深意，其工商经济、国际交流以及文化传播，都远远超出了行政江苏的范畴，在中国具有高标典范的意义。这些内容，我们在书中的一系列具体细节的描绘和叙述中，从教育总会的设立过程以及江南士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于总会所倡导的教育改革方案的支持，江南地方精英与教育改革的互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历历在目。作者能够从一个广泛的大江苏或江南社会精英的视角来分析地方势力对于现代教育改革的支持，这就有所突破。所谓江苏教育总会实乃中国教育总会也，且不隶属于政府的官吏谱系，乃是社会之自发组织，虽然接受政府教育机构的指导，但总会章程、组织机构、人员、经费和运作，等等，都来自地方和民间并作用和施惠于地方和民间，这就为中国当时的社会自治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为中国各种人才的培养奠定了社会的基础。这种具有现代化性质的教育改革某种意义上属于自生自发的社会演进路径，具有自由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不得不叹服，早在一百多年前，张謇所代表的江南社会精英就根据中国新兴的办学兴教经验，摸索出一条社会办学的成功之路。其实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回溯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看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江南的地方精英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社会的诸多领域，例如工商领域、农垦领域、外贸领域和科技领域，甚至社会自治领域，都走出了一条央地关系的新路，不同于大一统的体制，所谓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社会探索，江苏（包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与这些新理念相辅相成的。

第二，江南社会精英的群体共识。中国的社会进步是需要一代乃至数代杰出的天才为之努力而逐渐实现的，在这部书中，不仅为今天的读者描绘了一段一百年前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教育改革的故事，叙述了围绕着江苏教育总会所展开的一系列改良传统旧式书院私塾教育探索现代新式学校教育的历程和曲折道路，并通过专业的历史统计学为我们绘制了众多的图表数据和相关的资料编撰，在我看来，更为有意义的是本书提供和记录了一大批当时具有现代眼光的且具有行动力的江南士绅，他们是如何接受新知识并且戮力同行，在一片苍茫之地开辟出一条教育改革的新路，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批推陈出新的江南士绅，他们的群体共识以及卓绝努力，才是这部著作最为出彩的地方。对于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传统帝制国家来说，除了需要一批激越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革命家之外，更需要秉承改良主义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者，教育尤其在其中占据优先地位，旧式科举制式微，新式西方学科教育如何实施，这是一件困难的大事。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官绅或士绅，他们如何因应时代变革，创建新式教育，改革千年陈旧的旧体制，引入现代的新式学校体制，并实施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培养，这就需要一代人乃是数代人的努力奋斗。在张謇周围，我们看到一大批江南士绅，诸如沈恩孚、姚文楠、袁希涛、杨廷栋、雷奋、方还、刘厚生、孟昭常、史量才、唐文治、黄炎培，等等，这是一大批具有新知识并曾经当官和经商的江南精英人士，他们虽然在很多方面未必观点相同，对于教育改革的具体步骤和举措可能意见迥异，但从大势来看，他们是中国当时最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实力派人物，且接受西方新思潮，推动教育、新闻和经贸等多个方面的社会变革。

这些卓越之社会俊杰，在当时那个辞旧迎新的时代，高标特立，云集在张謇周围，以江苏教育总会为社会平台，上达政府相关衙署，下启江南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能够利用自己的商界、学界和海内外资源，广泛而深入掀起一股足以影响朝政的改革运动，真正做到了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重任，通过江南中国引领了整个大中华地域的全方位变革。我曾在自己的一部关于中国宪制史的著作中，谈到百年前中国社会的三波士绅派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第一波是晚清新政时期的士绅改良派，第二波是民国前后的士绅改良派，第三波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士绅改良派，说起来，第一二波中国社会的士绅改良派参与塑造中国社会的事业，与张謇等人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商贸改革和社会改革，若符合节，密切相关，他们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一环，尤其是教育改革，更是切中要害，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打下了基础。这部著作，应该从这个大历史视野来解读，在这个宏观尺度之下，我们看到作者具体而翔实地记述了整个江南地方精英是如何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一步步围绕着江苏教育总会的设立、运作和其中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教育内容、程序和学校类别、学科分殊、教师遴选、考核标准、学校章程、办学经费、学校财政，以及学校自治与政府衙署之间关系，等等，而展开和演变的。这些内容都是现代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而重要的方方面面，重在细节，长在爬梳，这部书的学术性和历史价值也均在于此，我非专业历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得失，尤其是贡献，我无力置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部著作蕴含了一种浓郁的政治学气息，表面看上去她谈论的是江苏教育改革，并且用大量的资料文献，包括大量图表和数据，来具体梳理关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的林林总总，非常具有历史考据学的意味。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江南社会精英群体，他们并非单一的新式教育的改革家，而都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每个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且还具有社会实践性的拥有大量资源的改革家，所以，他们的言行并非仅局限于教育领域，他们的社会实践是多方面的，所以他们作为地方精英的角色是全方位的，且还是富有生命力的，并且取得了深厚的社会成果。虽然这部书仍然是聚焦于江苏的教育改革，但其赋予教育改革的内涵就与一般意义上的狭义教育改革迥然不同，也可以说，赋予了其本来就具有的社会政治的使命，教育改革其实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议题，并且还是具有领头性质的政治议题。这批江南地方精英，他们通过聚焦地方教育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在从事一项政治变革。我们看到，他们通过教育总会，逐渐组织了地方谘议局，从事地方选举，提出远超出教育范畴的有关社会经济、商贸、通商、慈善，甚至议会政治的政策建议和实施纲要，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参与政治变革。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政治，是改良主义的政治，不是革命主义的政治，是与政府和宪法相辅相成的政治。这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全书的章节构成中，可以看出她的关切，例如，全书总共五章篇幅，其最后两章就是：第四章“从教育改革到政治改革”和第五章“从立宪到革命”，这两章显然已经超出了狭义地方教育改革的内涵，具有了从教育改革的社会内容到政府政治改革的政治内容的演变，而这些政治性的议题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当时那个时代地方精英从事于社会改革的真实路径，是那个变革的时代一代社会精英的历史宿命，作者富有洞见地把其内在的轨迹揭示出来了。

总之，以江苏教育改革为研究对象，以地方精英的角色为量变机制，以一百年前的动荡岁月为时代标签，萧小红教授的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解读中国社会在教育乃至社会多个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的故事，其中的人和事，尤其是内在的深层逻辑，值得阅读和深思，它们对于我们今天考量置身其中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