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② |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三亲”原则的由来

转自：人民政协报

1959年5月12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三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前，周恩来主持预备会。会议讨论决定把政协收集的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在讨论新机构名称时，有人提议为“历史资料委员会”，但感觉不是太好。最后周恩来亲自定名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后，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茶话会。周恩来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图为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会场。

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成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决定，并通过了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担任副主任委员，章士钊、王伯祥等40人担任委员。

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对于撰写原则，范文澜在会上发言说：“本会撰写历史资料，因为撰写人条件特别优越，应该比孔夫子写《春秋》提高一步……写什么？据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以写所知为主，以写所见所闻为辅，以求达到写出真实史料的目的。”他解释道：“所知是指行而知之的知，亲身参加某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内容，经过分析综合，掌握了事件的本质和发展过程，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范文澜提出的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所知、所见、所闻”，与周恩来在茶话会上讲话中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些后来被概括成“亲历、亲见、亲闻”，简称“三亲”。

会议通过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办法》和《关于文史资料处理暂行办法》。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办法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计划、组织和推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工作”。征集时限“以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内容包括：“1.主要是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2.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3.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文件提出：文史资料“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撰写资料“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但“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设立北洋、军事、政治、经济等业务组和作为办事机构的文史办公室。随后，各级地方政协陆续成立相应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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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发刊词手稿。

为了更好地保存文史资料稿件，推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1960年1月全国政协开始不定期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选辑发刊词提出：“我们征集和编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资料，也就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发刊词提出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多说并存”。文中说：“我们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史实毫无顾虑地、如实地反映出来……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书影。

有了机构，有了阵地，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展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就征集各类稿件200余万字。

△这一时期出版的部分《文史资料选辑》。

4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会讲话时谈到此事说：“自去年提倡收集历史资料以来，写了几百万字，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陈叔老的报告也写上了嘛。当然我们还要努力，我们有生之日都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尽一份力，把自己知道的，不一定看得都对，写出来，供后人研究、批评。蚕吐丝，蜂酿蜜，总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作者：李红梅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杨明珠（实习）

审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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