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一个作家若太执着于表达宏观,他的作品很可能流于概念化、程式化;同样,他若无限放大微观,则容易淡化作品的思想内涵。介于宏观、微观之间的“中观”不仅是理论思维和方法,更是文学创作中难以达成的平衡。
就这点而言,19世纪的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作家都没有可与契诃夫抗衡的。百余年来,人们对契诃夫的论述集中于某种超越现实的“诗意现实主义”,但在我看来,契诃夫的创作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曾步入自然主义的风格,他一直置身于现实世界的“中观”里,理性地察觉生活之种种,以荒诞、戏谑的形式还原“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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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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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契诃夫的“中观”源自其家族的变迁——由农奴蜕变为城市知识分子,契诃夫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广阔视野,自上可以接触地主权贵,向下也能融入民间市井。但契诃夫的家境并未因此得到改观,贫困与屈辱充斥着他的记忆,无论是投身劳动还是文学创作,都无法掩饰其改变命运的迫切发心。
契诃夫虽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绝非天才,三年级时他甚至因没有通过考试而无法升学。少年的契诃夫不仅要应付债主的追讨,还要安抚痛苦的母亲以及应对残暴的父亲与放荡不羁的兄弟。那些不光彩的底层记忆令契诃夫刻骨铭心,也成为他日后批判丑恶的思想根源。他对家乡塔甘罗格的认知,就凝聚了他对周遭的不满,“人人无事可做,只知道吃、喝、生孩子,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出人意料的是,面对世俗的灰暗,契诃夫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叛精神与仇恨意识,而是在现实的通达中表达着悲切的苦吟与振奋人心的力量。
对契诃夫来说,生活要改变的不仅是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获得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文学的成就,没人敢轻视贫穷羸弱的契诃夫,在二十多岁时他就写出了《没有意思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位行将就木的医学老教授形象,老教授对生命进行了悲观的回溯,并对死亡有着深度的触感。人们很难想到,它的作者如此年轻。契诃夫在文学上的天赋逐渐显现,同时他也付出了超人的勤奋,英年早逝尚能著作等身便可说明一切。而长期与现实的苦闷、身体的疾困相伴,也让契诃夫在有限的生命时光中无限地寻求着文学的解脱。在《复活节之夜》中便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量,朝圣者对修道士侧耳倾听时何等渴望得到救赎,即便身旁响起了忧伤的哀歌,他还是将喜悦溶解其中。
相比生活的苦难,契诃夫更难接受精神的折磨。“庸俗”是契诃夫的仇敌,他直言“我喜欢的最优秀的现代作家们都与邪恶沆瀣一气”。他不满作家们痴迷妓院,放浪形骸。面对丑恶,契诃夫的理想主义让他永不安宁。他在扭曲的现实中转向治病救人的老本行,在病患身上看到朴实的生命欲求,也为其明澈的心灵之笔奠定了基础。纯粹的艺术必须孕育于纯净的心灵体验,这个定律在契诃夫的创作中长期延续,也被命名为“契诃夫情绪”,并开启现代戏剧之滥觞。自此,在啼笑皆非的戏剧背后,才有了心理学的深刻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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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版的几本契诃夫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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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不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的性格中极少看到俄罗斯普遍可见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他的创作总体现着知行合一的民间立场,并表现出与托尔斯泰相一致的平民精神。自中学起,最令契诃夫痛心的是“专制和欺骗葬送了童年”,他不断展现出抵抗权威的平等意识。而在书写底层时,契诃夫也总以高贵、善良、美好为情感依托,其讽刺文学中“怒其不争”的笔触,唤醒了底层民众的主体精神,人们意识到“血管里流淌着的已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农民》审视了梅利霍沃附近村庄农民的生活境况,分析了农民进入城市后面临的艰难处境,文中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农民贫瘠窘迫的生活相交织,他们“丑陋”地活着,却嘲谑着上流社会正义与理想的尽失。这是一片由仁爱慈善之心构成的底层,它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范本,更是伟大的伦理导向。
就像米尔斯基说的那样,“契诃夫是所有作家中最为‘民主’、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位”。创作人物时,契诃夫放弃了不属于自己的权力,他不想成为文学世界的上帝,纵使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也很难看到契诃夫过度的用力。即便生活中长期为钱所困,契诃夫也从未因报刊的意志而背离文学初心。契诃夫对文学纯爱的态度,正是当今为文者所稀缺的。无论世界周遭如何荒诞不经,在契诃夫那里,始终存有和解的可能。相比仇恨他更乐于看到美与爱。
《草原》可以说是契诃夫第一部公认的杰作,它没有严格的叙述中心,全文由一个九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牢牢控制着,草原上暴风雨与牧歌的景象完全吸引了小男孩,“只有那些在草原上活到老年、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镇静地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什么也不在意,伸出粗嘴啄坚硬的土地。”这足以与果戈里与托尔斯泰的自然描摹相媲美,平淡之中育有生机和活力。契诃夫坚信,只要文学还在继续,这种美好就绝不是高不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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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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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以“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为创作理想,这种自由并非是一种无所拘束的态度,而是拥有自由多样的书写能力。就自我表达而言,《带阁楼的房子》中耽于空想的“我”与奉行行动主义的丽达就是契诃夫思想层面的缩影,对前者的否定更像是对作家童年过往的反思,而当下的空洞艺术将带契诃夫前往何处?正是此时作者的自我迷茫。
就书写女性而言,契诃夫也显得当仁不让。托尔斯泰评价其《宝贝儿》时说,“女性爱的全部本性被理解和刻画得多么细致!语言又多么出色!我们之中,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是我,都不能写得这么好。”此外,契诃夫还能写出《三年》中出身于富裕人家又缺乏社会阅历的拉普捷夫,他们与契诃夫的经历大相径庭。
《第六病室》里疯子格罗莫夫对真理与正义的坚定和管理者的残暴,无疑是人类境遇的缩影,如列斯科夫所讲,“《第六病室》就是俄罗斯”。进一步讲,《约内奇》《醋栗》《套中人》《关于爱情》,还有因当时“政治敏感”而被广泛忽视的《匿名氏故事》……哪一部没有写出傲慢刻板、反动守旧、贪得无厌的旧俄国呢?显然,这些是仅凭介入式的典型或对立性的讽刺所难以达到的。对此,鲁迅也做出了“更加丰富,更加广博”的评价。
契诃夫讲“俄罗斯人喜欢回忆,不喜欢生活”,但他本人却恰恰相反,真实的当下是他的最高原则。契诃夫坚信一个作家要拥有科学家一般的客观。为了放弃生活中的主观,他引入了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为完成非虚构著作《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横越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进行探险旅行。对饱受病痛折磨的契诃夫来说,沿途的狂风暴雨、颠沛流离极易让其在旅途中丧命。但作为歌者,他要尽情地拥抱大地,并充分享受萨哈林“自由的空气”。此行,契诃夫搜集了一万个囚犯与流浪者的数据,记录了数百次谈话,交谈对象涉及不同阶层、国籍,他考察了农场、矿山和医院,看见了同代人避而不见的真实,让犯人重新作为人说出了自己的处境。《萨哈林旅行记》通篇不含个人情感,冷静客观,罪恶与反省弥漫着全书。面对底层的痛苦,他总能给予诗意的、温柔的同情,让人觉得他并非那个犀利的《套中人》作者。
《萨哈林旅行记》发行后,契诃夫极少谈及萨哈林岛,但它却是契诃夫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开始怀疑意识形态,关注人权问题,积极救助灾民。诸如小说《决斗》中的决斗者,分别代表着狂躁的日耳曼风格与懒散的斯拉夫格调,作为叙事者,契诃夫对二者信仰意志或哲学思考都不感兴趣,最终他借冯·柯连之口道出了,“最终的真理是谁都不知道的”。自此,契诃夫频频发出抗辩的声音。
如果说契诃夫的小说尚有对现实的变形、戏谑成分的话,那么其戏剧则是通透的现实之作。《樱桃园》是俄罗斯贵族的终篇,朗涅夫斯卡娅用声色犬马的生活来掩饰庄园的败落,她完全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却依然极力保持高雅的贵族派头。最终契诃夫别有意味地用“砍伐樱桃园”的意象来对没落贵族进行宣判。话剧《伊凡诺夫》中为了嫁给小知识分子伊凡诺夫的犹太女性安娜,不惜与自己的家庭和宗教决裂,并因肺结核而生命垂危,最终伊凡诺夫却爱上了债主的女儿。
作为医生,契诃夫对“当代人”的精神疾困有着高度的洞察力。当人们对此难以觉醒或顿悟时,他又表达了出人意料的怜悯。无论契诃夫书写了多少否定性修辞,但他总想将人引向光明的生活。因此,侧重抒情而淡化叙事就成了传达理念的权宜。《海鸥》中那个单恋者特烈普列夫的言语就可以看出,“我孤零零,没有任何人的钟爱来给我温暖;我感到冷冰冰,好比待在一个地窖里;不管我写什么,都是那么干巴巴,生硬,暗淡”。其中文字不乏诗性的忧郁,也没有任何隔膜,却有一种外在于读者的意志,阻止观众自己投射进情节之中。在这里,戏剧表现出了比小说更强的生命感。
当代批评家李建军讲,契诃夫“是一只永远不死的海鸥”。即便作家过早离开了他的读者,但他的作品与人格魅力却留下了永恒的讨论。是的,俄罗斯文学的“道义”因契诃夫的存在而更加闪耀,他不耽于即刻的荣誉,未囿于短暂的享乐,而是甘心面向生活、面向民间去创造辽阔的美学,让孱弱的身躯迸发出惊世骇俗的力量。阅读契诃夫,会让人感到精神上的富裕和满足,可以说他为俄罗斯文学注入了无法替代的精神力量,在契诃夫这里,读者能够体会到由文学目的向伦理意义无限的上升。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创作与人格都达到此种高度的人,屈指可数,这样的高度也使得契诃夫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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