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逝世120周年：他置身宏观与微观的平衡|契诃夫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一个作家若太执着于表达宏观，他的作品很可能流于概念化、程式化；同样，他若无限放大微观，则容易淡化作品的思想内涵。介于宏观、微观之间的“中观”不仅是理论思维和方法，更是文学创作中难以达成的平衡。

就这点而言，19世纪的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作家都没有可与契诃夫抗衡的。百余年来，人们对契诃夫的论述集中于某种超越现实的“诗意现实主义”，但在我看来，契诃夫的创作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曾步入自然主义的风格，他一直置身于现实世界的“中观”里，理性地察觉生活之种种，以荒诞、戏谑的形式还原“本相”。

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

可以肯定地说，契诃夫的“中观”源自其家族的变迁——由农奴蜕变为城市知识分子，契诃夫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广阔视野，自上可以接触地主权贵，向下也能融入民间市井。但契诃夫的家境并未因此得到改观，贫困与屈辱充斥着他的记忆，无论是投身劳动还是文学创作，都无法掩饰其改变命运的迫切发心。

契诃夫虽然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集大成者”，但他绝非天才，三年级时他甚至因没有通过考试而无法升学。少年的契诃夫不仅要应付债主的追讨，还要安抚痛苦的母亲以及应对残暴的父亲与放荡不羁的兄弟。那些不光彩的底层记忆令契诃夫刻骨铭心，也成为他日后批判丑恶的思想根源。他对家乡塔甘罗格的认知，就凝聚了他对周遭的不满，“人人无事可做，只知道吃、喝、生孩子，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出人意料的是，面对世俗的灰暗，契诃夫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叛精神与仇恨意识，而是在现实的通达中表达着悲切的苦吟与振奋人心的力量。

对契诃夫来说，生活要改变的不仅是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获得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文学的成就，没人敢轻视贫穷羸弱的契诃夫，在二十多岁时他就写出了《没有意思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位行将就木的医学老教授形象，老教授对生命进行了悲观的回溯，并对死亡有着深度的触感。人们很难想到，它的作者如此年轻。契诃夫在文学上的天赋逐渐显现，同时他也付出了超人的勤奋，英年早逝尚能著作等身便可说明一切。而长期与现实的苦闷、身体的疾困相伴，也让契诃夫在有限的生命时光中无限地寻求着文学的解脱。在《复活节之夜》中便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生命力量，朝圣者对修道士侧耳倾听时何等渴望得到救赎，即便身旁响起了忧伤的哀歌，他还是将喜悦溶解其中。

相比生活的苦难，契诃夫更难接受精神的折磨。“庸俗”是契诃夫的仇敌，他直言“我喜欢的最优秀的现代作家们都与邪恶沆瀣一气”。他不满作家们痴迷妓院，放浪形骸。面对丑恶，契诃夫的理想主义让他永不安宁。他在扭曲的现实中转向治病救人的老本行，在病患身上看到朴实的生命欲求，也为其明澈的心灵之笔奠定了基础。纯粹的艺术必须孕育于纯净的心灵体验，这个定律在契诃夫的创作中长期延续，也被命名为“契诃夫情绪”，并开启现代戏剧之滥觞。自此，在啼笑皆非的戏剧背后，才有了心理学的深刻体味。

近年出版的几本契诃夫传记

契诃夫不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他的性格中极少看到俄罗斯普遍可见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他的创作总体现着知行合一的民间立场，并表现出与托尔斯泰相一致的平民精神。自中学起，最令契诃夫痛心的是“专制和欺骗葬送了童年”，他不断展现出抵抗权威的平等意识。而在书写底层时，契诃夫也总以高贵、善良、美好为情感依托，其讽刺文学中“怒其不争”的笔触，唤醒了底层民众的主体精神，人们意识到“血管里流淌着的已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农民》审视了梅利霍沃附近村庄农民的生活境况，分析了农民进入城市后面临的艰难处境，文中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农民贫瘠窘迫的生活相交织，他们“丑陋”地活着，却嘲谑着上流社会正义与理想的尽失。这是一片由仁爱慈善之心构成的底层，它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范本，更是伟大的伦理导向。

就像米尔斯基说的那样，“契诃夫是所有作家中最为‘民主’、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位”。创作人物时，契诃夫放弃了不属于自己的权力，他不想成为文学世界的上帝，纵使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也很难看到契诃夫过度的用力。即便生活中长期为钱所困，契诃夫也从未因报刊的意志而背离文学初心。契诃夫对文学纯爱的态度，正是当今为文者所稀缺的。无论世界周遭如何荒诞不经，在契诃夫那里，始终存有和解的可能。相比仇恨他更乐于看到美与爱。

《草原》可以说是契诃夫第一部公认的杰作，它没有严格的叙述中心，全文由一个九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牢牢控制着，草原上暴风雨与牧歌的景象完全吸引了小男孩，“只有那些在草原上活到老年、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镇静地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什么也不在意,伸出粗嘴啄坚硬的土地。”这足以与果戈里与托尔斯泰的自然描摹相媲美，平淡之中育有生机和活力。契诃夫坚信，只要文学还在继续，这种美好就绝不是高不可仰。

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契诃夫以“成为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为创作理想，这种自由并非是一种无所拘束的态度，而是拥有自由多样的书写能力。就自我表达而言，《带阁楼的房子》中耽于空想的“我”与奉行行动主义的丽达就是契诃夫思想层面的缩影，对前者的否定更像是对作家童年过往的反思，而当下的空洞艺术将带契诃夫前往何处？正是此时作者的自我迷茫。

就书写女性而言，契诃夫也显得当仁不让。托尔斯泰评价其《宝贝儿》时说，“女性爱的全部本性被理解和刻画得多么细致！语言又多么出色！我们之中，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是我，都不能写得这么好。”此外，契诃夫还能写出《三年》中出身于富裕人家又缺乏社会阅历的拉普捷夫，他们与契诃夫的经历大相径庭。

《第六病室》里疯子格罗莫夫对真理与正义的坚定和管理者的残暴，无疑是人类境遇的缩影，如列斯科夫所讲，“《第六病室》就是俄罗斯”。进一步讲，《约内奇》《醋栗》《套中人》《关于爱情》，还有因当时“政治敏感”而被广泛忽视的《匿名氏故事》……哪一部没有写出傲慢刻板、反动守旧、贪得无厌的旧俄国呢？显然，这些是仅凭介入式的典型或对立性的讽刺所难以达到的。对此，鲁迅也做出了“更加丰富，更加广博”的评价。

契诃夫讲“俄罗斯人喜欢回忆，不喜欢生活”，但他本人却恰恰相反，真实的当下是他的最高原则。契诃夫坚信一个作家要拥有科学家一般的客观。为了放弃生活中的主观，他引入了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为完成非虚构著作《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横越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进行探险旅行。对饱受病痛折磨的契诃夫来说，沿途的狂风暴雨、颠沛流离极易让其在旅途中丧命。但作为歌者，他要尽情地拥抱大地，并充分享受萨哈林“自由的空气”。此行，契诃夫搜集了一万个囚犯与流浪者的数据，记录了数百次谈话，交谈对象涉及不同阶层、国籍，他考察了农场、矿山和医院，看见了同代人避而不见的真实，让犯人重新作为人说出了自己的处境。《萨哈林旅行记》通篇不含个人情感，冷静客观，罪恶与反省弥漫着全书。面对底层的痛苦，他总能给予诗意的、温柔的同情，让人觉得他并非那个犀利的《套中人》作者。

《萨哈林旅行记》发行后，契诃夫极少谈及萨哈林岛，但它却是契诃夫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开始怀疑意识形态，关注人权问题，积极救助灾民。诸如小说《决斗》中的决斗者，分别代表着狂躁的日耳曼风格与懒散的斯拉夫格调，作为叙事者，契诃夫对二者信仰意志或哲学思考都不感兴趣，最终他借冯·柯连之口道出了，“最终的真理是谁都不知道的”。自此，契诃夫频频发出抗辩的声音。

如果说契诃夫的小说尚有对现实的变形、戏谑成分的话，那么其戏剧则是通透的现实之作。《樱桃园》是俄罗斯贵族的终篇，朗涅夫斯卡娅用声色犬马的生活来掩饰庄园的败落，她完全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却依然极力保持高雅的贵族派头。最终契诃夫别有意味地用“砍伐樱桃园”的意象来对没落贵族进行宣判。话剧《伊凡诺夫》中为了嫁给小知识分子伊凡诺夫的犹太女性安娜，不惜与自己的家庭和宗教决裂，并因肺结核而生命垂危，最终伊凡诺夫却爱上了债主的女儿。

作为医生，契诃夫对“当代人”的精神疾困有着高度的洞察力。当人们对此难以觉醒或顿悟时，他又表达了出人意料的怜悯。无论契诃夫书写了多少否定性修辞，但他总想将人引向光明的生活。因此，侧重抒情而淡化叙事就成了传达理念的权宜。《海鸥》中那个单恋者特烈普列夫的言语就可以看出，“我孤零零，没有任何人的钟爱来给我温暖；我感到冷冰冰，好比待在一个地窖里；不管我写什么，都是那么干巴巴，生硬，暗淡”。其中文字不乏诗性的忧郁，也没有任何隔膜，却有一种外在于读者的意志，阻止观众自己投射进情节之中。在这里，戏剧表现出了比小说更强的生命感。

当代批评家李建军讲，契诃夫“是一只永远不死的海鸥”。即便作家过早离开了他的读者，但他的作品与人格魅力却留下了永恒的讨论。是的，俄罗斯文学的“道义”因契诃夫的存在而更加闪耀，他不耽于即刻的荣誉，未囿于短暂的享乐，而是甘心面向生活、面向民间去创造辽阔的美学，让孱弱的身躯迸发出惊世骇俗的力量。阅读契诃夫，会让人感到精神上的富裕和满足，可以说他为俄罗斯文学注入了无法替代的精神力量，在契诃夫这里，读者能够体会到由文学目的向伦理意义无限的上升。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创作与人格都达到此种高度的人，屈指可数，这样的高度也使得契诃夫万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