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的鸽子”：民盟前辈卞之琳|延安市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陆秀云

　　卞之琳（1910-2000），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和评论家，江苏海门人。1922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192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30年开始写诗。193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此后陆续出版《鱼目集》《汉园集》《十年诗草》等。1938年至1939年赴延安和抗战前线体验和采访。1940年任教于西南联大。1947年前往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香港学者张曼仪在《卞之琳著译》中将卞之琳比喻为“浴火的鸽子”。卞之琳年少成名，23岁时即出版了他的首部诗集《三秋草》，起先是一位讲究格律的新月派诗人，而后是一位“东方意象、西方影响”的自由意象派诗人，随着战争的来临，他成为一名书写“政治抒情诗”的战时诗人。

　　延安之行与《慰劳信集》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卞之琳27岁。8月15日，他从浙江雁荡山辗转回到上海，9月初，离开上海经由武汉到成都。1938年3月，他与何其芳、方敬、朱光潜、谢文炳等创办《工作》半月刊，以“宣传抗日战争和支持社会正义”为共同目标。张曼仪在《卞之琳著译》中介绍，“这个刊物不只记录了何其芳文风的急剧转变，即就卞之琳来说，他除了在《工作》连载所译纪德‘左倾’时期作品《新的粮食》外，还在第四期发表了侧写抗战实况的散文数则叫《地图在动》，也标志了取材方向的转移”。实际上，诗人不仅文风在变，还在为一项重要的行程做各种准备。

　　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与沙汀夫妇、何其芳从成都出发，沿川陕公路北行，24日到达陕北宝鸡，次日改乘陇海线快车至西安，在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接待，28日搭乘办事处汽车前往延安，31日抵达延安。9月初，边区教育厅厅长、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安排他们见了毛泽东。就在等待出发去前线期间，卞之琳研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1月12日，几人作为文艺工作团成员随团出发，跟随朱德一行，乘车经西安、潼关、渑池，过黄河，由山西垣曲、阳城，最终抵达襄垣附近的十八路集团军总部。1939年初，卞之琳东出太行，经陈赓旅七七二团驻地，与吴伯箫翻越太行山。4月至5月间，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夏天，回成都四川大学复职。1940年，任教昆明西南联大。

　　卞之琳辗转在前线和延安大概一年之久，深度体验与采访，他称延安为“另一个世界”，“此段经历在思想上让他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创作上则为他收获了二十首诗、几篇短篇小说，以及若干篇散文和通讯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慰劳信集》。这组诗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抒情诗”。《一切劳苦者》属诗集中最后归纳的地位，也最能体现延安之行对他的灵魂洗礼：“一切劳苦者。为你们的辛苦，我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这是一种大爱的家国情怀。事实上，如果要追索卞之琳作为一名作家和诗人家国情怀与革命觉醒的历程，这个历程的起点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已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933年1月至1934年春，日本战机几乎天天盘旋在中国人的头顶，在中国诗人中激起了抗议的声浪。卞之琳抛下一贯远离政治的态度，写了一首名为《春城》的长诗，以反讽的语调表达对政局的沮丧之情。荷兰籍卞之琳研究者汉乐逸评论道：“这首诗就其长度、语气和写实性而言，与卞之琳在30年代早期所做的沉思型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那些早期作品相称的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诗风转变——从自由意象诗到政治抒情诗——在他去延安之前已愈发成熟，延安期间创作《慰劳信集》则更是彻底的转变。

　　战时诗人

　　这种转变是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除了政治军事形势“迫使他们放弃了原来非政治化的自由派立场”，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是，“他们突然脱离了文化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接触到内陆地区的真实状况。

　　对于这两点，卞之琳在两篇序言中也均有提到。一是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抗战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对时局感到沮丧，延安成为“圣地”，他们纷纷选择“朝圣之旅”，卞之琳作出这一决定，充分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二是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的前言：“我去年夏末离开成都，老远的出去走一年，主要的也就是为的‘想知道’。”想知道什么？他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夜正深》《一元硬币》以及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中对延安风物人情的描写，可证明“知道”对于一个诗人和作家的重要意义。

　　此外，卞之琳的转变还有个人因素。卞之琳曾在《人上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中回忆：“煦良以为我与女友就此（去延安）分手，私下对我说想起我一九三七年春末写的那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三行，不胜伤感。其实他不知我这番出行并非好像是为了私生活上的什么挫折，而是相反，倒是女友当时见（怕）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国大事，不甘见我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但）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方向则是我自己选择的：投身到前方，为国家存亡、社会兴衰的现实问题而（成为）出生入死的千百万群众中的一员，以利于我当时和日后能起一点儿积极作用，同时也是接受考验和锻炼。”

　　可见，卞之琳的转变不仅是诗风的转变，还是信仰及关注的转变。前者是艺术形式的转变，后者是艺术为谁的转变，两者之间互相映照与适应，而后者具有更为宏阔与永恒的意义。

　　转变之后的诗风形式是“富有政治含义的‘轻松’诗，易懂、明快是它的基本原则”，诗的内容则是现实主义风格的真人真事的诗的提炼，诗人是感动者、致敬者，同时又是感受者、沉思者，“他从这里发现了新的人，新的人生，诸如个人与群众、祖国与民族、领袖与群众、和平与战争、现实与未来，生与死”，“对‘生命’的思考也超越了个人生死的范畴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唱出时代强音

　　时代的变化极易促成诗人和作家的转变。当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原先沉溺在私人情感天地中的诗人们都会跳出小我，唱出时代的强音。但这个转变如何保持和保证其延续性，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卞之琳以螺旋式发展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课题。追踪卞之琳离开延安后的行迹便可明晰。1939年8月末，卞之琳回到国统区的大西南重新任教。秋末，到达川大的峨眉山临时驻地，他在这里完成了《慰劳信集》和《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手稿，其他一些诗作已经发表在延安的《文艺战线》杂志。1940年初，川大已经难以接受卞志琳的政治立场，他被解聘。卞之琳南下昆明，接受了西南联大的讲师职位。西南联大是卞之琳在抗战时期的舞台，他在这里找到了文学圈的朋友：《汉园集》的作者李广田，以前的编辑同事、诗人冯至。在这里，最重要的故人是闻一多，他在昆明一边教课，一边做中国古诗起源的研究，同时充当年轻一代诗人的精神导师。卞之琳到达昆明不久，西北之行的两个成果《慰劳信集》和《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就由明日社出版了。1942年，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的作品《旗手》重印本也被推出。这部作品以战时的苦难和悲剧为背景，将爱、死和情欲的意象富于暗示地混合在一起。《中国现代诗歌》编者陈世骧在美国杂志《亚洲》上重点推介《慰劳信集》，并刻意突出了卞之琳转变之后的新形象：“一位战时诗人，非常优秀的战时诗人！”

　　《慰劳信集》还得到了闻一多的盛赞。卞之琳最初能够进入诗歌的殿堂，闻一多的新诗《死水》是启蒙之一，可以说闻一多与卞之琳是亦师亦兄亦友的关系。彼时闻一多已是民盟的中坚领导力量，民盟第一个省支部——云南省支部领导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也大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革命氛围的印象和记忆，卞之琳于1952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