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与日常|考古_新浪财经

（明）潘允徵墓出土木仪仗俑群

（明）银鎏金嵌宝镶白玉绶带鸟牡丹纹帔坠

（宋）金链双鱼形玉扇坠

宋代瓷碗组成的阵列

（唐）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

胡建君

古埃及文明展大热背后，是观众对于考古日益迸发的热情。在上博东馆，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的首个考古常设展“考古上海”正从“何为考古”的角度，梳理出“何以上海”六千多年的城市文脉。 ——编者

以船兴市

“上海”，从字面看可理解为“之前的海”。今天的市中心区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很久，还处在水天一色的苍茫海域之中。七千年来陆海变迁，但上海始终与“水”相生相连，江、河、海、湖兼具。清代学者钱大昕由此吟出“横塘纵浦水濴回”之句，上海亦有了“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称。

水土滋养而文质炳焕。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的上海考古硕果累累，不仅打破了上海“无古可考”的说法，还确立三个以上海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从而展开六千多年上海文化的恢宏序列。

因水而兴的海上历史由青龙镇发端。位于青浦区白鹤镇的青龙镇遗址，证实了史书对唐宋时期“人乐斯土，地无空闲”的繁华景象的描述。大量唐宋遗物尤其是作为航标的隆平寺塔塔基的出现，使这座千年古港展露真容。青龙镇相传为唐天宝年间所置，至北宋航运贸易日益繁华，“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一时风头无两。

但上海作为港口真正兴起，还在康熙开海通商以后。《嘉庆上海县志》中记载“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俨然成为江南第一大港。近年水下考古发现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再现了清代上海港城繁荣的情景，仿佛其征途依旧是星辰大海。

进入上海市市徽的平底沙船，为中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适合多浅滩、沙洲的水文环境。上海博物馆东馆展示的古船，自2022年打捞出水后，曾从船载嫁妆瓶里掏出50件青花团龙纹杯。该嫁妆瓶为同治年间景德镇窑烧制，其特点是大器套小器，往往就地取材在瓶子内部填塞稻粱谷壳或茶叶等用于防震保护。考古人员通过对填料的DNA跟踪，知晓装船地在如今的湖南、江西一带，船货经过内陆河道运往上海港，再远销海外。所谓“以船兴市，以港兴市”，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渊源有自，而各地的礼仪习俗、物产风流也在考古进程中缓缓揭开面纱。

这一艘船，满载物产、情意与念想。在意大利米兰大学所藏的埃及考古档案中，保存了首位负责发掘该遗址的法国考古学家瓦利耶的考古笔记、图文手稿和照片等资料，记录了当地风土人情、交游往来甚至乡土之思，作为考古社会史的内容，这些资料也一直是西方学术史的重要话题。在日升月落的平淡日常与人情往来中，往往蕴含着最大的深意。

海上雅集

海上雅集也得从青龙镇说起。北宋大家米芾曾在青龙镇任职，《隆平寺藏经记》记载:“襄阳米芾治事青龙，宾老相过”，一时众友如云。据说米芾上任之时，经过吴江还留下《吴江舟中诗帖》。梅尧臣也曾在青龙镇居住，并在观潮后写下“百川倒蹙水欲立”的诗篇。他还著有《青龙杂志》一书，记载烟火万家之繁荣景象，堪称青浦最早的地方志。

官至枢密院事的章楶从福建建安定居青龙镇南，将居处取名“思堂”，苏轼为之题记。今人熟悉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为章苏唱和的经典之作。当时在青龙镇隐居的名士李行中所建、苏轼书额的“醉眠亭”，更成为文人雅士在青龙镇集会的文化沙龙所在。如今，在青浦博物馆里复制了醉眠亭。往来青龙镇的还有陆龟蒙、宋之问、白居易、皮日休、杜牧、陆游、范仲淹、王安石、秦观、赵孟頫等人，都是霁月光风的人物。

同样源远流长、近悦远来的广富林遗址在有“九峰三泖”之称的松江境内。元代黄公望《九峰雪霁图》中的“九峰”同此，也并非实指，而是古代上海境内十几座小山丘的总称，一般指佘山、天马山、小昆山、凤凰山、辰山等。明《嘉庆松江府志》载：“府境诸山自杭天目而来……排障东南，涵浸沧海，烟涛空翠，亦各极其趣焉。而九峰之名特著。”黄公望还创作《九珠峰翠图》赠给杨维桢，杨的题诗提及此地“九峰三泖”的景致，令他遥想故乡会稽铁崖山。以昆山、佘山为代表的“九峰”题材，由此逐渐发展成为表现文人高隐之志的经典主题。

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个人主义的享乐及日常生活的情趣。注重宴饮雅集的江南士大夫更纵情于山水园林之间。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强调心性与主观表达，符合明代晚期追求个性和自然的人文审美情怀，遂成绘画主流。当年文人雅集的醉白池清池相映、廊轩相衬，董其昌在此建造“四面厅”“疑舫”等，往来文人雅聚咏题不断。

“君子以文会友。”文人集会的源头，可上溯到《诗经》，《小雅》中即出现“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等宴饮歌吹的美好场景。后来的文人雅集既是旧时文人为缓解科举压力而进行宴饮酬唱的风习，更是文人追求“外适内和”的期许，是感时抒怀、同气相求的交流范式，也是“市隐”理想的精神家园。更或有一种类似布尔迪厄所言的“显摆”或“炫耀性消费”心态，是实力、信心与文化资源的整体展示。从春申传说到云间二陆，从松郡衣冠到海上雅集，每一处古迹与文物的留存，都让人驻足流连，不忍遽别，尤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

雅物器用

考古并不止步于证史或补史，而是“透物见人”进而“以物论史”，由古照今。

斯世与斯人，渺焉不可寻，那些遗存手泽的文房雅物为我们留下有情的记录。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圆饼形汉石砚与所附研石都有使用痕迹，砚面上甚至残留墨迹，仿佛墨彩风流在此番凝驻。而青龙镇遗址出土北宋铜箕形砚与各种《西园雅集图》桌案上出现的砚台形制相一致。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

展览中还呈现奉贤区泰日明墓出土的龙泉窑青釉笔架，将水滴、水盂与笔架合于一体，实用而便携，可见当时匠人与主人的巧思。万历年间上海朱守城墓出土系列文房用具，有笔筒、笔屏、印盒、砚盒、压尺、香熏等，制式古雅，工艺精湛，是迄今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精美的一套。相传苏东坡与黄庭坚设计了置于砚边的砚屏，除了避光，也为了挡风需要，以减缓墨汁变干的速度，同时减少周边干扰。而笔屏则是一种笔插与砚屏的组合，插笔与遮风障尘两不误，更添蕴藉风雅之意。墓中出土的两件压尺，用作压纸、压书。文震亨的《长物志》和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有类似的压尺专条，有意思的是，文震亨与朱守城都是明万历年间的江南人。

上海集百家所长、开风气之先，其风云底色依旧是无数烟火人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案头文玩之外，日常生活器用之上亦凝聚万千情愫与匠心。

大概与海天的情怀相生相连，鱼鸟题材在器物中多见。雁寄锦书、鱼传尺素，鱼鸟的身上写满了相思。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中通过鱼传尺素来记取长长的思念：“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在古人的视野中，鱼鸟似乎能沟通天地人三界，并转合阴阳，象征男女与情爱，亦成为生生不息的福音。鱼鸟纹饰在中华文明传习数千年的过程中从未歇息，从山顶洞人佩戴鱼骨饰物到原始彩陶上的鱼纹、鸟纹，以及红山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鱼、鸟纹；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骨匕到西汉马王堆帛画上的神鸟，都说明了这一点。

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鸟形玉片已呈鸡骨白色，造型极简而灵动，在宁静的空间中营造出一种百鸟翔集之样貌。黄浦区顾东川夫人墓出土有明代白玉双鸟扇坠以及银鎏金嵌宝镶白玉绶带鸟牡丹纹帔坠等，在精致的器物上有深情凝驻。

鸟类中的鹦鹉形象一直备受宠爱。青龙镇遗址出土的唐代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在黑石号沉船展中亦有出现，鹦鹉、绶带、花卉在唐代是常见的纹饰题材，希望持镜之人吉祥富贵，长命百岁。据刘弘《唐明皇》记载，安禄山曾特地培养一只会背诵《踏歌词》的鹦鹉，能吟唱“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安史之乱后，玄宗只身返回长安，长夜独对，不由得心生“月满秋天一半空”的慨叹。还有一件令人唏嘘的往事。南宋绍定三年，有窃贼进日本奈良东大寺藏宝库房偷走8面稀世唐镜，其一的图饰便是鹦鹉衔枝绶带纹。因无人敢收下这批赃物，故将其全部敲碎。琉璃易碎彩云散，有时最美好圆满的，却最是留不住的。

青龙镇遗址出土的北宋银鎏金嵌漆木柄双鱼纹匙也引人注目，匙柄尾端嵌一段七节漆木竹节纹柄，匙内底錾刻首尾相对的双鱼纹，中间錾宝珠纹，纹饰部分鎏金，让日常用器平添珍重而优雅的仪式感。在玉器的表现上，黄浦区打浦桥顾从礼家族墓出土的宋代金链双鱼形玉扇坠，浦东新区陆深家族墓地出土的白玉鲤鱼戏莲饰件以及金镶玉鱼戏藻饰件等，皆生动精美、温润可人，小小的信物之上，依旧流动着温柔缱绻的情意。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我们用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上海的历史景观，打开前尘的记忆，就像解读隐秘的城市手纹，一头联结着煊赫的历史，一头指向无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