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系列研讨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启动。“京沪之间”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讨上海思路。
第一场研讨会,我们邀请了历史学者萧冬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涛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科研部主任南储鑫四位学者,畅谈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上海战略。 从宏观大势到具体问题。
第二场研讨会聚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杨盼盼、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张建鹏、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处长吴敏超与临港集团新片区经济公司副总经理张俊九位嘉宾。
研讨嘉宾达成了三个共识:第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的条件最好,但仅靠上海是不够的,需要央地合力;第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提升国际化能级,与国际标准、规则接轨;第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点。
以下为张涛演讲精要。张涛分享了对当前金融的变化及思考,以及对上海是否可能在金融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的一些观察。
金融的变化与思考
2015年“股灾”过后,中国金融领域转入持续变化之中。
首先,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居民部门是率先开始降杠杆的。2021年一季度末,居民的杠杆速度最高超过9万亿/年,之后开始杠杆速度回落,目前已经降至3万亿/年,降幅超过6万亿/年。
与居民降杠杆不同,在央行结构性货币工具推动下,企业部门的杠杆速度由2021年一季度末17万亿/年,持续升至2023年4月末的22万亿/年之后,杠杆速度才开始下降17万亿/年,降幅超过3万亿/年,比居民晚了2年。
换而言之,居民降杠杆已经3年,企业降杠杆也有1年之后,居民与企业的杠杆速度整体已经下降了9万亿/年,对于金融部门而言,资产端的持续收缩,负债端的货币供应一定会随之下降,而今年以来,M1和M2增速不断创出新低。
其次,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发生了变化。目前商业银行体系的资产扩张速度已由去年一季度末的峰值38万亿/年降至26万亿/年,降幅为12万亿/年,即商业银行已经持续收缩了1年多,原因主要就是盈利能力的下滑。
自2019年末以来,商业银行的平均净息差已经从 2.2%下降到1.54%,大型银行的平均净息差降至1.47%,期间商业银行资产扩张速度由22万亿/年持续升至38万亿/年,充分体现出宏观对于金融支持实体的政策效果十分显现。但是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收窄,客观上削弱了资本补充能力。人民银行在《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开的信息显示“2018年至2022年,六大国有银行的累计净利润中,约2/3用于留存补充自身核心一级资本”,表明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主要来源于自身盈利的内源性渠道,而净息差的持续收窄,资本补充势必受到影响,相应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将面临资本约束压力更大,同时化解风险也要消耗资本。因此,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必须要转变。
第三,对于中国本轮资产估值的调整不能过于乐观。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相继进入调整期,截至目前,中国二手房挂牌价均值已经由峰值下跌了12%,已持续下跌了近3年,同期深证所股票流通市值也由峰值累计下跌了27%。比照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情况,例如,美国上一轮房地产市场持续了6时间,日本则是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故对于中国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整时间不能过于乐观。
另外,美国上一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产生了9%的永久性产出缺口,日本的永久性产出缺口也超过了6%,目前中国的产出缺口约在7%左右,如果想要产出缺口不再进一步扩大,5%左右的经济增速就是必须的,否则缺口还会进一步扩大,届时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压力。
鉴于上述三个变化在短期内很难逆转,因此金融收缩还将持续下去,那么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证经济持续复苏呢?除了宏观政策的强力有效对冲下,区域性的带动效应就更为关键,例如,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三个建议
目前,上海的 GDP 缺口跟全国差不多,约7%左右,而金融也有5%左右的缺口。目前上海还有 20% 的工业,具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另外,上海的常住人口也有2500万,2021年之前,1/4 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员都在上海。比照纽约,上海具备很多很好的条件,能够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一些突破。
按照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最新排名,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位居第6,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个位次,但是较去年同期的排名下降了1个位次,2019年3月排名为第5。另外,若对标纽约,虽然上海的GDP全国占比和人均GDP水平仍大幅低于纽约,但经济结构较纽约更为平衡,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依然很大。
就深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从定位侧重、发展路径和突破口提出三条建议。
建议一:尽快扭转市场预期。鉴于上海已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不需要将精力过多的再投入到顶层设计中。建议进一步淡化诸如顶层设计、战略发展等类似的宣传,而是将宣传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市场预期和信心建设方面,尽快形成相信市场、尊重市场、依靠市场的金融发展氛围,并且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动态评估好,并适时调整既定规划。
让外资敢进来。
建议二:强化上海的“国际”定位,并在立法上授权彰显定位的决心。
首先,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区域与中国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区域,具有较强的有利于资本、资金积聚的经济基础;其次,从上海的历史人文、都市圈功能来看,与生俱来的“海派”气息更容易被海外接纳;第三,上海的金融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央行上海总部的设立,能够令其承接国际金融中心的诸多功能。这些优势无论放在国内,还是放在国际,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上海与香港一定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具有很强的互补空间,如果建设的好,沪港两地就能够形成较强的呼应关系。
因此,上海金融发展的定位,无比重要。建议进一步强化“国际”标识,明确上海金融发展就是服务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借鉴创办深圳经济特区的经验,在合理范围内容许上海最大程度的“变通”,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给上海授权,使得上海拥有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通过采取“金融特区”的路径,让上海最大程度上能在国际发挥出金融中心功能。
让外资能进来。
建议三:将与国际接轨明确为发展的突破口。
目前无论是交易规则,还是基础设施,在与国际规则、准则和习惯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建议采取清单梳理的机制,一项一项地认真梳理和调整,尽快在金融规则和习惯上与国际无缝对接,包括监管层面也要同步跟进,持续的优化金融服务效率,并形成我们自己的优势。
让外资想进来。
(普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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