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时光

　　马力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三个看电影的地方：红楼电影院、胜利电影院和地质礼堂。其中红楼电影院离我家最近，三层高的楼用红色方砖砌筑，这红色不艳，看上去很沉静。

　　红楼电影院早就有，这世上没有我时，便有了它；我进的头一家电影院，也是它。

　　我的小学在府右街，当时一有新电影上映，几个年级的学生赶忙排好队，朝六部口的首都电影院走去——学校在那儿包了场。电影快放映的时候，会响三下钟声，幔帷升起，露出宽大的银幕，这最让小孩子欢欣。那会儿，红楼电影院并没有宽银幕，不过我自个儿看电影时还是爱往那儿跑，谁叫它近便呢！

　　红楼电影院的门厅不大，墙上挂满电影明星的照片，每每细瞧，就能想起他们演的电影。售票窗口顺带卖《电影介绍》，这种小册子很薄，五分钱一本，有什么新片即将上映，里面都写着。我最早读的电影刊物就是它，记得那本《电影介绍》的封面人物是《地雷战》的赵虎，由白大钧饰演。

　　中学只念了一年多，我就去往北大荒；北大荒很大，我下乡的地方叫兴凯湖。头回探亲返京，我仍惦着红楼电影院，虽然假期只有十来天，还是去那儿看了阿尔巴尼亚的战争片《海岸风雷》。回到兴凯湖，出入风浪间，为解闷，我一边划船，一边把《海岸风雷》的故事讲给同船的伙计听。影片里的台词我还记得一些，那句“我一看见这些咸鱼就腻透了，打鱼这个倒霉的行当，连根上吊绳都买不起”一出口，惹得伙计直皱眉。都是打鱼的，听了这话，心里别扭。

　　其实“渔点”也放电影。某天晚上，放映员来了，我们赶忙帮他在湖边支起架子，挂上白布。竟然放的《海岸风雷》，令我梦回“红楼”。

　　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已是多年后。“红楼”如故，我跟它又像早先那样亲、那样近，尽管我不再年轻。

　　新上映的电影不少，《迟到的春天》《她从雾中来》《喜盈门》《潜网》《女兵》《伤逝》《小街》《苦果》《乡情》……我一部也没落，几乎都是在红楼电影院看的。此时的我大概因阅历渐丰而思致愈浓，对电影，不是看完就完，而是情有所动，还要写在纸上，才算有着落。

　　那会儿，《北京晚报》“五色土”设有“影剧谈”栏目，我把稿子写完，寄出，编辑阅罢，觉得可以便刊用。西安门大街往北几步路有一家邮局，下午三点来钟，门口会摆张桌子售卖当天的《北京晚报》。见报上有自己的文章，我心中一喜，赶紧排队买两张。我会把发表的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悉心保管。

　　当时，北京青年影评学会还经常举办研讨会，只要有空，我一定参加。记得电影《黑炮事件》公映前，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开了一个看片会，看完电影，众人畅谈，导演黄建新很认真地听；屋子里挺热，吴天明自掏腰包，给大伙儿买汽水喝。

　　后来我搬了家，住得远，也就不大往“红楼”这边来。待到他日再相见，全变了——红楼电影院已成为公共藏书楼。没电影看，有书读，倒也不觉失落。我推门进去，热闹的市声一下子被隔在外面，人不少，都在看书，一派悄寂。我的步子迈得极轻，生怕打破这份宁静。银幕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个画框式的大家伙，兴许在投影时能派上用场。书架环墙列置，依类插架，我被满壁的版籍包围。我的目光从密密的书脊上扫过，好多书是个人捐赠的，虽杂，却包罗万象。公共藏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坐在台阶上，试图找寻“红楼”过去的样子。找不回来了。

　　我要做点事。

　　没过几天，我拉着小车推开“红楼”的门，小车里装着我的书。当班的姑娘坐在桌边，一看我要捐书，赶忙起身，连声道谢。

　　离开时，我回望“红楼”，它当街矗立，深深浅浅的砖纹述说着旧日风尘。

　　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常来常往，我的书却代我在这儿落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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