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的新片《野蛮人入侵》昨天上映,这部混杂着动作片元素和女性身份认知主题的奇异“混血儿”,曾在两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评委会大奖,延迟两年的公映不仅没让它“哑火”,从电影节的有限放映扩展到更大的观众群,导演和作品一起激发了更热烈的讨论。
陈翠梅拍完前一部长片《无夏之年》时,她自己都没想到下一部长片将要相隔11年。2010年,《无夏之年》在中国内地多场点映后,她成为极被看好的华语世界女性导演,迁居北京,加入贾樟柯的工作室,起初作为贾的副导演参与他的新片,结果那部电影没拍成。她北漂三年,写完一个剧本,拍了些短片,因为难以忍受北方冬天的气候,又搬去泰国北部的清迈,和阿彼察邦导演做了邻居。之后两年,她断断续续地写作,拍短片,学泰拳,直到生小孩这件事颠覆了她的日常节奏。
生孩子之前,按照今天时髦的表达,陈翠梅的心态很“佛”,不着急,慢慢来。在拍摄和写作之间,她的感情倾向后者。回想当初拍起电影,是因为参加作家论坛时,前辈们吐苦水:“马来西亚的华文写作默默无闻,而马来西亚的华文电影加了字幕就通过电影节走向世界了。”她用很低的成本拍出《爱情征服一切》和《无夏之年》,从鹿特丹到釜山,拿了一连串的奖,体会到“华文电影加了字幕走向世界”的滋味,不觉得因陋就简的小成本电影辛苦,更多享受着玩乐冒险的趣味。
她不掩饰自己“玩心很重”,不受束缚,在38岁成为母亲之前,不会有意识地思考“女性身份”,她此前的经历让她错觉能凌驾于性别差异,以至于说出“女导演得到了行业红利”这句引发公愤的偏颇之语。甚至在怀孕时,她对育儿常识所知甚少,在知道胎儿的性别后,想入非非:“男孩胆子大,爱冒险,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孩能和我玩到一起。”她确实生了个“胆子大、爱冒险、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男孩,但想象中母子疯玩的场景没有出现,精力过剩且充满破坏力的人类雄性幼儿,成为入侵的“野蛮人”,把她的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玩乐是没有的,写作和拍片更是化为泡影。
陈翠梅生完孩子的第一个月,以为可以重新开始写剧本,但她的思维和肉身都像是损耗以后转不动的陈旧机器,不听使唤。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她自暴自弃,不再设想“恢复工作”。此后的两三年间,她带着孩子周转于不同的电影节,承担评委或大师班的工作,外表从容忙碌,私下痛苦不堪:写作和拍摄都搁浅了,片场似乎成为回不去的地方。甚至连很密切的朋友都未必能留意到她孤立无援的状态。她在上海的一位作家朋友看完《野蛮人入侵》,恍然大悟:“其实上一次在上海电影节期间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带着两岁的儿子哦,当时他在酒店房间里满地乱爬,像不听指挥的扫地机器人。原来那时的你像李圆满一样焦头烂额啊。”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自传里写过一段话,大意是人们对人生的认知是有限的,就像拿着分剧本打印稿的演员,一开始只知道自己的台词,随着演出进展,会听到更多的剧情,直到最后和别人一起上台谢幕。所以,作家写道:“一个人参与到自己原本不知情的某些事里,是人生最吸引人的因素之一。”这也构成了陈翠梅创作的特点,她的电影和她的生命经验同频,她不刻意去拍试图取悦所有人的“观念正确”的电影,诚实地在作品中暴露她的认知局限和变化。
陈翠梅没有在《野蛮人入侵》里想象“女性情谊”“女性成长”的理想之境,女主角李圆满所处的环境里,她的挣扎和自救都是孤独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陈翠梅遭遇的行业环境,真实且沮丧,她曾不以为意,认为“假小子”可以克服一切,直到母亲的身份和母职负担让她无法回避与性别捆绑着的“自我构建”。
李圆满因为育儿焦头烂额,事业折戟沉沙,她的全部人生重启的契机是一次动作片的拍摄,一部低配版的《谍影重重》让这个迷茫的女演员找回自己。《野蛮人入侵》戏仿了经典谍战片《谍影重重》,也收罗整合了香港动作片创造的影像记忆,而陈翠梅真正的野心表现在独特的切入视角:她极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地注意到,“身为人母”的世俗负担和天马行空动作片之间存在着一个匪夷所思的交点,即,强烈的身体性。身体是动作片的支点,也是一个女人从身份坍塌的废墟中找回自我意志的支点。
陈翠梅很坦诚,要扮演“打女”的同时自导自演,时常顾此失彼,于是在电影里大部分和动作戏相关的段落,武术指导和整个拍摄团队分担了导演的职能,而她专注于表演。这就不奇怪,在《野蛮人入侵》里,演员身份的陈翠梅比作为导演的陈翠梅更吸引人。不是专业演员更不是“打女”的她,用笨拙但坚实的表演质地,在视听中展开了女性身体存现的光辉:起初是木僵的母亲的身体,后来是职业的女演员的身体,最后是自由呼吸的“一个女人”的身体。她在戏里戏外双重意义地实现虚构对现实的拯救:一个女人重新主宰自己的身体,因此找回自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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