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隐居终南山渴望走仕途捷径|李白_新浪财经

今日秦岭终南山。新华社发

李白像（马睿临）

□马睿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左右某一天，李白从隐居的终南山下来，作了《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诗中说：傍晚从终南山上下来，山月随我而归。回望来时的路，山林苍苍茫茫一片青翠。路遇斛斯山人，相携到他家，孩童出来急忙打开柴门。小路从竹林间穿过，藤萝轻拂我的衣裳。谈笑中得到放松，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伴着风入松林放声高歌，歌罢银河星辰已经稀疏。我与主人都喝得很高兴，忘却了江湖险恶与心机。

壹

仕途坎坷

隐居终南山待君召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都知道：大路虽说平坦好走，但路程要远一些。而捷径虽近，但往往崎岖难行。山路如此，仕途亦如此。

　　在唐朝，有一条世人公认的“仕途捷径”，就是去山中隐居，尤其是在终南山隐居。终南山之所以是仕途捷径，源自一席对话。

　　隐士卢藏用年轻时曾在终南山隐居，后被朝廷征用，历任左拾遗、吏部侍郎、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职，最后还当上了尚书右丞。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执政期间，一度非常吃香。

　　有一次，唐睿宗召道士司马承祯入宫问道。因卢藏用与司马承祯二人是老熟人，卢藏用便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山大有佳处，何必去远处？”司马承祯一听此言，非常生气。认为卢藏用是把隐居作为当官手段的小人，便不动声色地回怼道：“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当官的捷径罢了！”此言一出，顿时搞得卢藏用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刘肃《大唐新语》卷十）。

　　自此，朝野上下都嘲笑卢藏用是“假隐”（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〇）、“随驾隐士”（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

　　嘲笑归嘲笑，效仿归效仿。后来，学卢藏用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李白便是其中之一。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位于秦岭中段，长安（今陕西西安）南端，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是中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分界线，东起蓝田县杨家堡，西至周至县太白山南梁梁脊，横跨蓝田、长安、鄂邑、周至四县（区），东西绵延230余公里，幅员面积4851平方公里。

　　因受排挤，李白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六月离开了安陆。大约在南阳小住过一段时日，然后启程入京，于夏秋之交抵达长安（郁贤皓《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在长安期间，好友崔

　　宗之劝李白一道去嵩山隐居，不料李白回答说“但得长把袂，何必嵩邱山”（《酬崔五郎中》），婉言谢绝了。

　　既然在哪儿隐居都是隐，李白是个最喜欢交朋友的人，为啥偏偏不肯与朋友待在一起呢？原因很简单，他这次是铁了心要学卢藏用，“身骑白鼋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赠裴十四》）。说到底，“隐居”是假，“买君顾”才是真。

　　李白在终南山隐居的地方名叫“松龛”（《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时间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左右。一天，他从终南山下来。正好碰见也在此山隐居的斛斯融（杜甫《过斛斯校书庄二首》《闻斛斯六官未归》），便留下来住了一宿。当天晚上，李白与斛斯融喝得不亦乐乎，遂作此诗。

贰

揭露罪恶

得不到皇帝青睐

　　虽说隐居终南山是仕途捷径，但捷径注定崎岖，并非人人都能走得通。

　　那么，作为在深山隐居的隐士，怎样才能把名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呢？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得到皇帝的召见和宠信，进而开衙建府、为官做宰？到底有哪些规律和条件可循呢？从唐代的历史来看，要想把捷径走通，主要有以下几条规律。

　　首先，得是宗教领袖。道教是唐王朝的国教，皇帝对此高度重视，只要你能当上道门威仪等，名气自然就大了。不管你隐居得多么深邃，被皇帝召见、笼络和封赏都是迟早的事。在当时，道教中最吃香的是茅山宗上清派，无论是信徒数量还是宫观规模都占有压倒性优势，早在隋朝就已成为道教的主流派别。因此，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韦景昭、包世荣等上清派领袖，一直都是历任皇帝的座上宾。而李白加入的正是上清派（袁清湘《道士李白所属道派探析》）。

　　虽然在终南山隐居，但李白既不是道教领袖，也不是“天师”后裔，故而很难受到皇帝的召见。

　　其次，是理论权威。当不上宗教领袖，能当上理论权威、学术精英，也能把捷径走通。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刚刚即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下诏让太清观主史崇玄、太清观大德张万福等人编撰《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等道教经典。到了开元中期，又编成《开元道藏》（又称《三洞琼纲》），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撰《道藏》。

　　编撰《道藏》这类活动，工程浩大，费时耗力，必须由理论权威来牵头主持，各门各派的学术精英参与。事成之后，必然也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与封赏。

　　李白虽自幼结交道友，熟读道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但距离“理论权威”还差得很远，既没有创立任何新理论，也不曾开创任何新流派，自然没有资格参与《开元道藏》的编撰工程。所以，很难得到皇帝的召见。

　　第三，能出谋划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为帝王出谋划策。

　　比如，隋朝末年，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魏征《隋书》卷八五《王世充传》），泰山道士徐洪客投靠李密，进献取天下之策（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皇帝义宁元）；巨鹿道士魏征先向李密进献《十策》。李密失败后，魏征又投奔了唐高祖李渊。后来，魏征又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被提拔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刘昫《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

　　“安史之乱”爆发后，京兆府道士李泌赴彭原郡觐见唐肃宗，陈述古今成败之道。唐肃宗听后非常满意，特许他出入后宫，以备顾问。每当遇到四方奏章、将相任免等大事，唐肃宗总爱与李泌商量，权力甚至超过了宰相（刘昫《旧唐书》卷一三〇《李泌传》）。

　　像魏征、李泌这类神机妙算，善于剖析形势、制定国策的奇才，自然备受皇帝青睐，肯定会频频召见。

　　遗憾的是，李白的政治嗅觉很迟钝，根本不是玩政治的料，屡屡在政治上站错队。即使他向唐肃宗提过一次迁都金陵的建议，也是一个抱薪救火的馊主意。不仅没捞到任何官爵和封赏，反被判处长流夜郎（《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四是擅长制造舆论。由于科技落后，古人很迷信。为了影响民意，皇帝们便需要有人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或编造）神学依据。有需求就有市场，每当政治斗争开始前，图谶、符命、祥瑞、隐语、梦兆、神降、巫蛊、鱼腹藏书、狐狸夜语、石人一只眼之类的鬼把戏便应运而生。

　　纵观《李白全集》，他对帝王将相指桑骂槐、揭露罪恶、怒斥秽行的诗歌比比皆是，但他向帝王密呈符命、进献祥瑞、编造图谶的文字却几乎为零，皇帝当然懒得理他。

叁

盲目模仿

“谋身谋隐两无成”

　　第五，能够斋醮祈禳。斋醮祈禳，是指祷告神明以求平息灾祸、福庆延长。其祈求的内容广泛，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唐代，因唐肃宗是擅自登基，当皇帝的合法性不足，加之“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故而最喜欢斋醮祈禳。

　　早在唐玄宗时期，太常博士王玙就以擅长斋醮祈禳而闻名。唐肃宗上台后，很快就将其提拔为太常卿、蒲同绛三州节度使。后来更是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爬上了宰相的宝座。

　　只要擅长为皇帝斋醮祈禳，不愁没人召见。可惜李白并不会这项业务，因而也未收到帝王的邀请。

　　第六是擅长炼丹合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尤其是帝王，总希望长生不老。能替皇帝炼制仙丹、配伍神药的人才，当然大受欢迎，尤为吃香。

　　李白也曾学过炼丹之术（《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但一直没什么效果。杜甫说他是“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杜甫《赠李白》），名声自然无法传入皇帝耳里。

　　第七是能够诊疗疾患。皇室成员也是人，自然会生病。有时候，碰上太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就需要从外面引进专家入宫会诊。

　　隋唐时期，医术最高明的是孙思邈。他自幼体弱多病，遂久病成良医。隋朝末年，他隐居终南山。在唐太宗、高宗时期，孙思邈多次被召入宫中，诊疗疾病。他撰写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著作流传至今，为我国的医学、药学、养生学、化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

　　李白虽然年轻时在江油大匡山读书练剑，但并未涉及医学，也不曾为人诊疗疾病，故而很难被皇帝召见。

　　第八，能替帝王释天占星。古人迷信，一旦出现特殊的天文星象，皇帝常常要宣召懂天文学和占卜术的道士入宫，为自己解疑释惑。李白虽曾写过一首《日出入行》，但却从未涉猎天文占星之学，因此皇帝欲解释星相肯定不会找他。

　　第九，能谱曲奏乐。唐玄宗是个很喜欢乐舞的皇帝，每次在宫中举行斋醮仪式时，都喜欢演奏新乐曲。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特令道士司马承祯谱写《玄真道曲》、李含光谱写《大罗天曲》、贺知章谱写《紫清上圣道曲》。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还亲自谱写了《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荐献于太清宫。天宝十载（751年），他亲自在内道场教授道士们演奏法曲（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李白只会作词（《清平调词三首》），不会谱曲，皇帝邀他入宫谱曲的概率暂时也很低。

　　李白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或模式时，一定要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量体裁衣，既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削足适履。

　　综上所述，李白虽然学了卢藏用，到终南山隐居，但他身上却没有任何一项符合被皇帝宣召入宫的条件，故而陷入了“谋身谋隐两无成”（左偃《寄韩侍郎》）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