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的一封密电|五四运动_新浪财经

　　王从仁

　　《五四运动》雕塑泥稿滑田友 1957年

　　1918年底，北洋政府成立了外交委员会，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委员兼事务主任，事务员共四人，经常驻会的是梁敬錞与叶景莘。外交委员会是大总统徐世昌处理巴黎和会事务的一个专设机构，办公地点“在南海之集灵囿，去徐总统之办公处甚近，所有巴黎和会之事务，徐总统悉交核议，贡献颇巨”。（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梁敬錞说：“汪、林二公尤愤激，而徐世昌方重用曹汝霖，欲弥缝之，宗孟怒，乃自撰‘山东亡矣’一短栏新闻，泄其情于北京晨报，于是在京学生大愤，联合八校，鼓起五四运动……曹、陆、章卒至罢免，对德和约卒至拒签，五四运动卒被称为‘民族觉醒’之始基，盖与‘山东亡矣’一文，有极大之关系，而‘山东亡矣’一文，则林氏所撰也。”（梁敬錞《林长民先生传》）宗孟是林长民的字，“‘山东亡矣’一文”指的是林长民在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上发表的文章《外交警报告国民书》。但林长民的文章只是造舆论而已，五四运动的爆发，另有原因。

　　叶景莘在《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说：

　　五月一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二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三日凌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五月七日（即一九一五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前三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见《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这篇文章并没有列出蔡元培召集的北大学生的姓名。在《五四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中，叶景莘说：“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诸先生。”（叶景莘《五四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1948年5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

　　而梁敬錞在《五四运动之回忆》中说：“汪大燮得叶景莘报告，亦闻政府有训令专使即将签约之事，则亦大愤，亟往北大蔡校长于西堂子胡同私宅，告以实情，蔡校长亟召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告以实况，于是山东救亡示威运动，遂由北京大专以上八校，定于五月四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梁敬錞与叶景莘所述基本一致，只是在胡同的名称上有出入，无关要旨。

　　不妨再来看看当年学生领袖的回忆。

　　许德珩在《回忆五四运动》中说：“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边北大法科（后来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

　　田炯锦在《五四的回忆与平议》中说：“五月三日下午，与笔者在北大东斋同住一间宿舍的狄君武（即狄膺，字君武）学长归来时说：‘今天上午在一会议上，蔡先生言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散会后，许多同学商议，欲今晚在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同学大会，共商对策。’”

　　何思源在《五四运动回忆》中说：“北京学生原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5月3日晚上，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大会，也有外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提前于5月4日（星期日）举行游行示威。”

　　三位学生领袖的回忆，与叶景莘的回忆有较大差异：一是三位学生领袖不知“密电专使签约”一事；二是叶景莘回忆蔡元培于5月3日晚九点召集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在他家开会，而三位学生领袖又说5月3日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大会，这两个会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段锡朋等人分身乏术，不知蔡元培是如何布置调动的？

　　必须要指出，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这四位学生代表，无论是当时的记载，还是过后的回忆，如段锡朋有《回忆》，罗家伦有《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伟大与崇高》，傅斯年有《我所敬仰的蔡先生之风格》，都没有提及“密电专使签约”；康白情也没有类似的表述。而《蔡元培自述》中对五四运动前后的记述，也未提及“密电专使签约”，甚至都没有说清自己的参与情况。

　　这是需要认真考辨的。周策纵说，当时北大学生组织了“很多公开的或秘密的，自由的或激进的小团体，数量在二十个以上。在所有的团体之中，最有影响的是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罗家伦说：“《国民》杂志里面的人，多半是实行的人；《新潮》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人……这两个杂志，所以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基础。”（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关于5月3日晚举行的大会，许德珩在《回忆五四运动》中说：“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写道：“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可见会议是由国民杂志社通告举行并主导的，发表演说的也多为该社同人。至于大会主席，张国焘认定是易克嶷，而非廖书仓。

　　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这四人，罗、傅、康属新潮社，段属国民杂志社。段锡朋这个人很有意思，虽然他参加的是国民杂志社，却和罗家伦、傅斯年被称为“五四时代的北大三杰”，三人交谊深厚。5月3日晚被蔡元培紧急召集开会的，基本上都是新潮社的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参加大会，自然不在发言者之列。

　　但在蔡元培家开完会，四人应该去法科大礼堂的大会会场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周策纵说5月3日晚的集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晚上十一点钟时通过的，即决定提前于5月4日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原计划的5月7日”。这句话留下了两个疑问：第一，最重要的一项决议为什么在晚上十一点钟才定下来？第二，5月4日举行群众大会的矛头为“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直指政府而非巴黎专使。其中应该有突发因素，这个因素，极有可能是赶赴会场的四人带来的信息。

　　那么，蔡元培与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为何缄口不言密电一事？可能汪大燮、林长民的举动涉及泄密，蔡元培既要动员学生采取行动，又要保护汪、林、叶等人不受牵连，只能采取隐秘的方式。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的推论。

　　总之，林长民5月2日晚得知密电的内容后，当即告知汪大燮；汪大燮在第二天晚上接受叶景莘的建议，将此事速告蔡元培，蔡元培随即召集学生代表商议对策，随后学生代表赶到会场，作出新决定——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应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其必然性，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叠加促成，并非林长民等人可以一手推动。但这封密电的泄露及其暗中传递，作为偶然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它促使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定格在5月4日，而非5月7日。这段历史真相亦当梳理剖析，并予以揭示。